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即已存在,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的特色制度,也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最新修改显示,行政执法呈现出扩张趋势,但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从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行政权扩张本性的抑制、社会条件的变迁等角度着眼,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修改时可适当保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但应当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具体而言,修法时应弱化对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提倡行政调解,并适时调整行政查处的范围和力度。     

论社会治理新格局站位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建设方略

通过建构“个体选择的制度情景”分析模型,发现知识机制是决定矛盾纠纷当事人选择司法诉讼、行政裁决还是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的主要机制,即法官、行政人员和人民调解员携带的知识差异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因此,面对人民法院“诉累”现象,制度设计者必须站在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高位上,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前哨功能,逐步减少诉讼调解、行政调解活动,督促法院专注于审判本职,督促政府致力于服务本分,从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具体而言,包括三条建设方略：一是加强法官对人民调解的指导,支持非庭审法官成为人民调解员;二是购买律师服务,鼓励律师成为人民调解员;三是将人民调解设置为法院受理部分民事纠纷案件的前置条件。     

环境行政调解的现实意蕴及其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调解能够与诉讼方式实现功能互补,有效化解环境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然而,我国环境行政调解缺乏立法上的具体规定,调解程序不规范,无专门的调解机构和人员.这种状况影响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应当从立法、程序、调解机构等方面完善环境行政调解制度.     

林权纠纷的解决方式探析

林权纠纷兼具行政和民事纠纷特征,包舍由林权引发的两次行政确认纠纷和民事纠纷,其解决方式主要有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林权纠纷的调解主要是行政调解.在行政解决方式中,存在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此外,我国正在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还将出现林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方式.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构成了林权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机制,将与诉讼制度一起在解决林权纠纷的工作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纠纷非诉解决：调解及其运用

调解是当事人在第三方协助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方法.调解运用于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具有当事人自主、节约成本、保密性强、维持合作关系等优势.通过分析当事人利益目标,促成利益目标转化,引导其以“非零和博弈”方法寻求合作双赢,使知识产权纠纷非诉解决更具现实性.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正当性探讨--由法社会学角度切入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于当事人及官府而言存在经济性,节约了当事人的经济成本与人际成本,该制度亦与传统政府规模相适应,并满足古代官员“无讼” 的价值追求.同时,传统调解制度因其调解手段的商谈性、调解依据的社会性,较之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呈现出其特有的有效性.这种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与有效性,作为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使调解制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对纠纷解决模式的理性选择.传统中国调解制度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限的调解适用范围以及兼顾调解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制度优势,通过借鉴这些优势再结合当代中国现实能够完善当代调解制度.     

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

法治的局限性、民事纠纷的复杂多样性、行政职能的广泛性等决定了行政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法规范关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却不明确,影响了行政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从立法政策学的视角来看,行政调解效力制度的完善应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区分不同类型的行政调解,并赋之以不同的法律效力。属于自治型行政调解的,其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属于裁断型行政调解的,由行政调解机关制作的行政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即具有执行力。     

行政救济中的ADR探讨——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看行政救济途径的拓展

行政纠纷是引起行政救济的前提,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发展。诉讼救济固有的局限性,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体系中,必须重视行政协商与行政调解、行政申诉与信访、行政裁判及私力救济等各种行政ADR的运用。     

集权模式下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公信力的考察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公信力的提升直接影响我国国际声誉和行政执法的实际效果,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依法行政等政策目标的内在要求。现有的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兼具行政管理职能和行政执法职能的集权模式为执法公信力的塑造埋下了制度缺陷,应当进一步夯实行政执法的信用基础,树立公正和效率并重的价值理念,通过各种行政执法的信息载体昭示执法公信力之所在,共同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形成有利于政府推行政策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试析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

行政调解制度近年来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但制度实践未见广泛开展,主要因为目前对行政调解的研究明显不够,未能对实践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通过讨论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来探究其指导思想、价值理念和制度初衷,可以使我们更游刃有余地拿捏制度设计,取舍制度安排.基于目前的研究,笔者认为行政调解应当遵循八大原则:自愿;合法;公平公正;程序正义;当事人参与;法情理相结合,注重实效;适度调节;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关于知识产权行政调处行为诉讼性质的探讨

知识产权行政调处行为是指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其主管的范围内,以第三者的身份居间对当事人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进行裁决、处理的活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调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应统一作为行政案件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航空知识产权纠纷可仲裁性探讨

随着中国航空事业的日益发展,航空知识产权纠纷也随之增加,而仲裁则是解决航空知识产权纠纷的有效途径。航空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不仅有其学理基础,而且有其现实基础,与调解、诉讼相比较,它在航空纠纷的解决方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通过建立健全中国仲裁法律法规体系,借鉴国外先进仲裁经验,加大中国航空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的配套与完善,落实航空知识产权纠纷可仲裁性的可行性途径,可以充分保障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调解的溯源、发展与困境突破

由行政机关主持民事纠纷的调解在我国既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又有强烈的现实需求,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行政调解尚无统一的专门性规范,实践中各部门各地方的民事纠纷行政调解工作各自为政,发展极不平衡,严重制约了其定纷止争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行政调解相关制度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率,其所适用的民事纠纷范围划定不宜过宽,具体程序设置需繁简得当,同时有必要适当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并赋予行政调解协议高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强制执行力。     

Improvement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Free Trade Zone ——Taking Shaanxi FTZ as an Example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the FTZ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nd optimizing the legalize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FTZ.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based government,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the FTZ is defined, the status quo of the coord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Shaanxi FTZ i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hanghai FTZ and Fujian FTZ etc.,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comprehens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FTZ be deepened, the basic multilateral framework for coordination of inter-departmen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be established, the mechanism of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be improved, the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e buil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forcement teams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the FTZ.     

行政附带民事调处相关法律问题探究

行政主体调处一定范围的民事纠纷,在世界各国已成通例.在我国,行政附带民事调处的法律依据,已包括在现行许多法律、法规之中.行政附带民事调处复议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应以行政复议案件的成立为前提;两个不同性质的请求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有关联的民事请求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起.对行政附带民事调处及其复议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有客观现实性,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主要途径是由人民法院行政庭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处理;此外,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受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行政附带民事调处及其复议决定的申请,在执行前对相关行为进行审查.     

法院调解的效力之维

对程序运作的结果加以利用,赋予民事调解符合基本法理的效力有利于实现调解制度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法院调解的效力既源于实体上的私权自治,也源于程序自身的运行过程。法院调解具有有别于判决书的形成力、羁束力和执行力。无论是从必要性根据还是从正当性根据而言,法院调解都不必或不应拥有既判力。对调解的救济由于合意的存在无需保留常规通道,但对实体上的无效或可以撤销以及程序上的严重违法之情形仍需提供特别救济的紧急出口。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中已经创设了私人和解制度。然而,现有的私人和解制度并不为海关所提倡;同时,权利人和进出口人在和解谈判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并且,权利人可能滥用私人和解的权利,影响海关的执法积极性。此外,私人和解容易引发侵权人“花钱买路”的不正当和解。为解决上述问题,海关应当在和解制度中转变执法理念;同时,应当设立和解协议的海关审核与认定的标准,在和解制度中引入海关行政调解制度,并对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进行限制,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