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选择方法变革看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

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是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传统的国际私法选择方法较为单一且比较注重法律适用的确定性,追求形式正义的价值。现在的国际私法选择方法逐渐多样化并且开始追求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确定性的统一,采取软化硬性冲突规范并结合各种考虑因素,对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在达到实质正义的同时兼顾形式正义。这种从传统到现在的法律选择方法在其变革过程中影响了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     

论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影响

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经历了由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变迁，具体表现在：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更加重视对私人利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更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给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造成了影响。从最初的《民法通则》第八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九编，反映了由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但这一转变的幅度还不足以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跻身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论实质正义优先之下的外国法查明问题

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是国际法理论的传统命题,冲突正义解决了选择最合适的外国法的问题,但是如何查找和适用外国法,却无法从冲突正义的框架和逻辑中寻求解决。内国法官对于查明外国法的消极和被动,是外国法查明问题的困境。对内国法官直接适用内国法的否定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忽视。但问题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司法正义的一方面,公正的裁判结论是最终性的。实质正义优先正在成为国际私法理论的趋势,全球化推动了国际民商事法律共同理论的形成,这一意义上,内国法官由于时效和成本的考虑,选择适用内国法,只要最终的裁判结论是合于司法正义的,就不应受到责难。但是外国法查明仍然是国际私法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采用内国法官裁量适用外国法为主、立法限制适用内国法为辅的规制范式,可能更为适宜。     

论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影响

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经历了由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变迁，具体表现在：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更加重视对私人利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更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给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造成了影响。从最初的《民法通则》第八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九编，反映了由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但这一转变的幅度还不足以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跻身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试论冲突规范的价值取向——行走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

传统的冲突规范注重连结点的确定性、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见性,追求"形式正义",但这种只注重"立法管辖权"的传统冲突规范越来越不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需要;现代冲突规范通过运用灵活、开放的连结点等方式追求"实质正义",但在"国际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正义并非仅指当事人的利益得到合法保护,且"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应协调统一。     

分配正义的两种不同诠释——罗尔斯和诺齐克之辩解

针对正义如何来分配,尽管罗尔斯和诺齐克都赞同正义首要性,但罗尔斯更为强调平等。他通过设定“原初状态”,在此基础上借助正义的两个原则来解除“无知之幕”,使得最少受惠者得到补偿,从而实现平等;诺齐克认为正义的首要问题不在平等,而在于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借助“持有正义原则”通过“最弱意义的国家”来反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尽管二者对如何分配正义分歧很大,但他们都是围绕经济领域中自由与平等孰更优先的问题展开。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正义观的矛盾反映了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观念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全球正义：是否可能？何以可能？

正义具有不同的边界和层次;全球正义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石构成了正义的最高层次。全球正义的可能性存在于全球化过程价值选择和经济全球化、人类生存现状的全球化。全球正义作为一种高阶伦理、超国家伦理,在本质上区别于国家正义,是一种“以人为关注中心”的正义,其价值取向是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要实现战争正义、分配正义和环境正义。全球正义的实现要坚持相对主权原则、普遍人权原则和全球责任原则,需要构建一种融合东西方政治智慧的世界制度、“世界政府”,并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在推动全球正义过程中的作用。     

法律正义：法律权威的伦理审视

伴随公民主体意识的提升,法律正义对于法律权威建立的根本意义为公众所接受,强制作为法律的本质属性只有得到正义的说明和论证才是合理的。法律正义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总和。在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形式正义相较于实质正义有更加突出的地位。正义美德是法律正义实现的品质保证。     

通过法律论证的司法正义——两大法系之比较及其启示

法律论证是法治社会实现司法正义的最佳方式,它展示了司法正义的产生过程,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两大法系都将法律论证作为实现司法正义的共同手段,但在实现司法正义的具体方式上各有区别。就英美法系而言,司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分别是通过遵循先例和推翻、创设先例来实现的;而大陆法系则是通过服从制定法与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来分别实现的。但不同的法系也存在相同的规范性内容,这也为我国的理性司法之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即进一步完善立法,减少制定法局限,同时法官应在遵守法律论证规则的相关约束下,充分展开内部证成的步骤,积极主动地进行司法正义的论证。     

美国“再工业化”的国家安全含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经济重建的重要内容,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和重要转向的标志。长期“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经济上的过度虚拟化、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对立、政治上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美国梦”危机,对美国国家实力造成了系统性的损害,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全局性、结构性的挑战,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制造业问题,这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层次原因。“再工业化”远不止是一项经济战略,同时还是一项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蕴含着对华战略冲突的性质和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意味。“再工业化”也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次兼具长远意义的战略转折。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定会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是否去做与能否实现是两回事。     

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本文对法的形式正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实质正义作了分析,认为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式正义：其一,与社会正义相对应的制度正义;其二,与具体正义相对应的抽象正义;其三,与实体正义相对应的程序正义。并认为三种形态的形式正义都与法治密切相关。文章分析了法的形式正义的标准和局限性,分析了法治对形式正义的局限性之包容态度。最后认为,推行法治首先就是倡导形式正义;为了推行法治,实质正义在两种情况下是可以舍弃的。     

我国婚姻家庭冲突法立法的新发展

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与发展,在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就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立法而言,该法调整的涉外民事民事法律关系进一步拓展,冲突规则更具有灵活性,意思自治原则的采用彰显了冲突法对私权的尊重与保护,保护弱者利益原则的引入申明了冲突法对实质正义价值目标的追求。     

侵权责任法律适用中较好的法理论批判性辨析

侵权行为较好法理论和最密切联系原则长期以来在我国广受好评,甚至在立法过程中一度被全盘采纳。然而,该理论存在无视结果的预见可能性的严重缺陷,与历来采用萨维尼型国际私法的我国国际私法格格不入,不应盲目采用。而对机械、僵硬的侵权行为地法主义注入灵活性的改革,则完全可在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框架内实现。     

侵权冲突法中分割方法的比较分析与理性思辨

分割方法作为一种软化处理冲突规范的手段,其在现代侵权冲突法中的运用值得关注。这种运用起源于美国侵权冲突法的理论革命,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验证,而欧洲国家则多抱有怀疑与限制的态度。正确认识分割方法之功能,思考如何在限制分割场合、分割程度的前提下发挥其应有作用,应该成为未来侵权冲突法之发展方向。     

类余额宝产品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以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为视角

类余额宝产品作为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有着低风险、高收益、快速申购及赎回的特征,吸引了众多金融消费者的青睐。然而,类余额宝产品作为一个“新生儿”,在其内部交易过程中仍有着许多的法律漏洞。另一方面,对于创新事物“先发展后规范”的情况,相关监管部门对于类余额宝产品的外部监管也相对落后。因此,笔者试图以经济法理念中的实质正义理念为视角,分析类余额宝产品本身交易和外部监管的相关法律问题,用实质公平内容指导内部完善,用平等自由、理性秩序指导外部监管,以实质公平理念以更好的完善类余额宝产品,服务大众。     

论经济法的正义观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最高美德,而法律是体现和维护正义的重要工具.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追求正义的结果和手段,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也概莫能外.经济法所体现和追求的是一种实质性的正义观,是在与民法形式正义观的比较中而独立存在的,体现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和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任何法律的正义价值都应当有其实现机制,经济法的正义价值通过静态的立法确立和动态的执法司法维护得以实现.     

论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内涵

冲突法学者将法律冲突界定为民商事法律冲突 ,继而又把民商事法律冲突归结为民商事法律适用冲突。事实上 ,民商事法律冲突不等于民商事法律适用冲突。民商事法律冲突是不同法域的民商事法律之间相互抵触、相互冲撞的社会现象 ,是民商实体法冲突、冲突法冲突、程序法冲突的三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