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词和宫怨之辨析

宫词和宫怨是中国古代诗歌关系密切的两个专题，不应混淆。宫怨出现较早，可以追溯到汉诗；而宫词却始于唐人顾况，集成于王建。宫词出现在唐代的主要原因是：唐代后宫庞大，宫女制度的弊端，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唐代政治开明，诗人可以畅所欲言；后宫生活题材，是唐诗受众的一大看点。宫词与宫怨的主要区别：宫怨多用古体，而宫词倾向于七绝；宫怨多为单篇，而宫词多为组诗；宫怨主情景，宫词多叙事；宫怨多含蓄，宫词多白描。     

宋徽宗与宋代宫词创作

宫词类乐府是唐后乐府诗中新题乐府之一类。宋代的宫词创作,以大型连章体组诗最具代表性,其中,又尤以宋徽宗《宫词三百首》引人注目。宋代的宫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反映帝王生活为主体,二是以宫中女性为描写重点,三是借对历史题材之"述古"以进行"风讽"。三类宫词,不仅各具个性与风采,而且影响深远。此外,宋代宫词还可入乐而唱,这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情况下,实属乐府诗史上的一大亮点。     

论地域文化视角下的五代花蕊夫人《宫词》

五代时花蕊夫人《宫词》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真实再现了五代成都宫苑的建筑布局、楼台水榭、四时节序，以及宫廷典章、节庆民俗、宫女生态、审美时尚等社会文化。花蕊夫人《宫词》意蕴丰厚，呈现出雅丽清新的艺术审美品格和活泼健康的感情基调。     

杜牧宫怨诗与王建宫词的比较与探析

杜牧与王建均是唐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虽然二者都创作了有关宫廷妇女题材的诗歌,即宫怨诗与宫词,且对后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们的关注重点却截然不同：前者突出刻画宫女之＂怨＂,在寄托自己身世之感的同时对宫女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后者却着力表现宫女之＂乐＂,以铺陈直叙法对宫女们的种种赏心乐事做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展示。本文试图从对他们诗歌题材来源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探析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     

田中玉本《花蕊宫词》羼有他人作

文章分别从所谓百首花蕊夫人宫词中所涉及到的池名、宫名、阁名、亭名、楼名、殿名,两个音乐机构名和史实三个方面,证明田中玉本《十家宫词》之《花蕊夫人宫词》,确实羼有他人诗作。     

情满宫词、恨深家国的花蕊夫人

随着亡国之君而做他人臣妾,其内心的悲苦自不堪言状。如后蜀主孟昶（也作蕖、作莲）夫人费氏就是遭遇如此不幸的一个女人。花蕊夫人《宫词》以她自己的亲身感受作出详实的记载并加以生动的描绘,故《宫词》百首中的许多首都入眼生新,耐人玩味。其音律柔和,辞语流利,无唐俗的腔调,有自然的风韵,能继美于王建《宫词》而各有其实际内容和特色。花蕊夫人《宫词》每一首都是事、情、景相结合,一首诗写一件事,饶有情趣。     

《全唐诗》中花蕊夫人《宫词》数量辨

《全唐诗》中花蕊夫人《宫词》一百五十七首中杂有王建、王組等人的作品 ,而花蕊夫人本人的作品数量究竟如何 ,一直以来都是个谜。虽然前人对此已经有所挖掘整理 ,但仍未被世人重视 ,故有重新论述的必要。本文仅从花蕊《宫词》的数量问题入手 ,将前人资料归纳起来并作一定的补充 ,期望能够将花蕊《宫词》的基本建构弄清楚     

现代性:一种反思的角度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我想写下光明的诗篇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清宫词艺术一窥

宫词是以诗歌描写宫廷生活的文学形式。宫廷是皇家禁地,是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中心。宫廷里的人物、事件、典章、礼仪,帝、后、妃、嫔的起居以及风俗习惯,历来被视为秘闻。宫词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使我们透过窗口看到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 宫词作者大都是侍值宫廷的文人或熟悉宫闱生活的人。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所写     

从"抒情"到"书写"--杨亚杰的诗歌

湖南女诗人杨亚杰20余年来一直默默坚守着诗歌圣坛,先后出版了诗集《赶路人》、《折扇》和《三只眼的歌》.她最近出版的《三只眼的歌》标示出她诗歌内容的深化和风格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独创性.其诗歌逐渐融入诗人生命的本真状态,成为一种朴素而带有诗性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有了从有意而为之的刻意"抒情"到自然而然的随意"书写",从匆匆"赶路"的激情奔涌到俯仰宇宙的从容表达.     

女性主义观照下的唐代宫怨诗

作为描写古代宫女及妃嫔心理和生活的宫怨诗在唐朝时期达到鼎盛。它是封建制度下的皇（男）权思想和男尊女卑观念的集中体现。西方女性主义则提倡改变妇女长期受压迫的地位,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男女平等。文章通过女性主义视角下唐代宫怨诗渊与源的分析,以薛逢的《宫词》为例解读唐宫怨诗中的女性社会地位。     

花蕊夫人宫词的独特价值

《全唐诗》收录花蕊夫人的宫词158首,这些官词的内容皆为作者的所见所闻。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后蜀的宫廷生活,具有哀怨和欢快的双重格调,间接地抨击了不合理的妃嫔制度,为后人进行宫廷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历史资料。同时,她还很善于用白描手法安排琐事入诗,其宫词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     

《诗经》"3+1"结构探析

《诗经》属于"3+1"结构的共有4首,且其中两首前人多有疑为"错简".通过对《诗经》结构及其成因的分析,"3+1"的结构并非"错简",当为"诗中有诗"现象,"3+1"结构其实是"诗+乱"的形式.     

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宫廷女性之怨

中国古代宫廷女性比普通女性面临更多的窘迫和危机,汉魏六朝诗歌对此有多方面的表现。缘于长门幽怨和班婕妤故事的"宫怨"类诗歌,叙写了宫闱竞争的残酷与失宠妃嫔的悲怨;缘于刘细君和王昭君故事的"和亲"类诗歌,抒发了政治设局中公主远嫁异域、青春被毁的忧伤;《中山王孺子妾歌》、《铜雀台》、《碧玉歌》等乐府诗题以及大量风格香艳的宫体诗,则揭示了地位低下的宫女在生活中是君王玩狎的对象,在诗歌中只能是审美性物化符号的悲惨命运。     

蜀中女儿多志气——谈花蕊夫人和她的半阕词、一首诗

花蕊夫人是五代时后蜀主孟昶(935—965年)的宠妃,徐匡璋之女,蜀青城(今四川灌县)人,别号花蕊夫人。花蕊夫人以诗人兼词家而得名,其文学创作以蜀亡为分界线,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所作宫词,多描写后宫宴饮、游乐及日常生活,内容虽然很平淡,但文辞却很流丽清新,没有晚唐诗人的绮丽习气。《全唐诗》载其宫词百余首,称其“佳者不减王建”。(又近人考证,《花蕊夫人宫词》非其所作,乃前蜀王     

贾谊哲学中“六”的本源与本体地位及其思想传承

在贾谊哲学思想中,天地万物是道与德以数字"六"为基数衍化的结果,而且,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六"与道、德便内在于天地万物.因此,数字"六"不仅具有本源地位,而且具有本体地位.贾谊这种思想有其独特的思想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