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蕊夫人宫词的独特价值

《全唐诗》收录花蕊夫人的宫词158首,这些官词的内容皆为作者的所见所闻。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后蜀的宫廷生活,具有哀怨和欢快的双重格调,间接地抨击了不合理的妃嫔制度,为后人进行宫廷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历史资料。同时,她还很善于用白描手法安排琐事入诗,其宫词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     

怀旧的时代氛围与中唐宫词的丕变

尽管宫词自六朝即已有之,但题材和主题一直相当狭隘。这种状况一直到中唐才在怀旧心理的驱动下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抒发怨情和描写宫廷秘事两种主题双峰并峙的局面。其中最为著名的王建《宫词》通过对类似题材之作的积极扬弃,采用写实的手法和大型七绝组诗的形式,着力描绘宫廷生活的全景,对当时乃至后世均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宋徽宗诗歌研究

宋徽宗诗歌在题材上主要是宫词、道教、题画三大类,在体式上多为七言绝句。宫词诗记录徽宗享乐的宫廷生活。道教诗反映了徽宗飘飘欲仙的神仙志向。而题画诗因为抒写的层面多样,体式富有变化,才算是徽宗诗的精华,但是都只是针对进贡的画而作,缺乏对大自然的真实描绘,所以艺术价值也不高。     

宋代宫词刍论

宋代是宫词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特定时代背景和诗学氛围中,宋人形成了颂美与讽谏的宫词观;宋代宫词的内容有明显的翻新,突出表现在对宫中文化活动、边疆战事、自然景物等的描写上,同时其内容重心呈现出向宫廷政事性活动的偏移。艺术上,宋代宫词取得了诸多拓展,在字句锤炼、诉诸视觉效果的描写技巧、"清"的风味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对宋代宫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论地域文化视角下的五代花蕊夫人《宫词》

五代时花蕊夫人《宫词》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真实再现了五代成都宫苑的建筑布局、楼台水榭、四时节序，以及宫廷典章、节庆民俗、宫女生态、审美时尚等社会文化。花蕊夫人《宫词》意蕴丰厚，呈现出雅丽清新的艺术审美品格和活泼健康的感情基调。     

王建与花蕊夫人宫词之比较

唐人王建与后蜀花蕊夫人均留有宫词百首,为宫词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由于二人心性乃至审美取向的不同,使得二人的宫词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文学发展的相互承继性,又使得二人的宫词有着一些相同点。本文简要分析了造成二人不同创作心态的原因,重点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两个方面对二人宫词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唐代射生军小考

唐代诗人王建的《宫词》中提到的射生宫女,实际上是唐代宫廷射生军在宫廷游戏中的反映。射生一职,早在唐高宗时期即已出现。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射生官仍是兼官,还不是固定官职。唐肃宗时期,由射生官组成的英武军介入宫廷政治生活。到唐代宗时,左右英武军又改称宝应军。唐代宗到唐德宗期间,宝应军才改名为射生军。德宗贞元以后,由于神策军的兴起,射生军逐渐消亡。宫女射生的宫廷游戏的存在,表明了在由宦官统领之神策军崛起的同时,之前与皇帝关系亲密的射生军逐渐被疏远,终至废置不用,而神策军则逐步取代了射生军原有的显赫地位。     

宫词和宫怨之辨析

宫词和宫怨是中国古代诗歌关系密切的两个专题，不应混淆。宫怨出现较早，可以追溯到汉诗；而宫词却始于唐人顾况，集成于王建。宫词出现在唐代的主要原因是：唐代后宫庞大，宫女制度的弊端，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唐代政治开明，诗人可以畅所欲言；后宫生活题材，是唐诗受众的一大看点。宫词与宫怨的主要区别：宫怨多用古体，而宫词倾向于七绝；宫怨多为单篇，而宫词多为组诗；宫怨主情景，宫词多叙事；宫怨多含蓄，宫词多白描。     

宋徽宗与宋代宫词创作

宫词类乐府是唐后乐府诗中新题乐府之一类。宋代的宫词创作,以大型连章体组诗最具代表性,其中,又尤以宋徽宗《宫词三百首》引人注目。宋代的宫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反映帝王生活为主体,二是以宫中女性为描写重点,三是借对历史题材之"述古"以进行"风讽"。三类宫词,不仅各具个性与风采,而且影响深远。此外,宋代宫词还可入乐而唱,这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情况下,实属乐府诗史上的一大亮点。     

论城市生活状态下的宋代文学传播途径

宋代文学传播在城市生活状态下,呈现出了新的传播途径,表现为轰动效应、品牌效应、旅游广告效应、宫廷文学消费以及城市谋生等息息相关的城市化特征。这些不同于题壁传播、纸媒传播的文学传播新特点,是文学传播近世化的开始。研究这些传播途径,可以更深入认识影响宋代文学的生成发展机制,解读宋代一些特殊文学样式。     

王朝贵族时代的日本女性文学--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之管窥

平安时代是日本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描写贵族生活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它与描写宫廷生活的清少纳言的随笔文学《枕草子》堪称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双璧。同时"日记文学"也风靡一时。女性作家以道长全盛时期奢华的后宫生活为背景,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女性假名文学的全盛时期。     

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

所谓“宫廷文人”,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唐代的宫廷文职官员,几乎人人都必须具备写作应诏诗的技能。只是有些以文学进身的官吏尤其擅长应制奉和,并留下了较多的作品,于是这些人便被笼统地称为“宫廷文人”了。长期以来,研究初盛唐诗歌大多只着眼于革新派这一方面,很少考察宫廷文学的内容及其与革新派之间的联系,并往往过分强调宫廷文学与革新派之间的对峙关系。这就很难对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发展中的地位作出客观的评价。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太宗贞观至中宗景龙年间宫廷文学的演变过程,对这一问题再作细致的探究。     

何尚之、何偃父子文学活动考

何尚之、何偃父子为东晋南朝庐江何氏家族重要成员,是元嘉时期著名作家.二人传世作品不多,文学上的活动主要围绕其政治生活展开.具体表现为:参与宫廷文学活动;与幕僚之间的文学交游活动.二人文学活动的独立意识不明显,但这更能体现当时文学发生的真实面貌.     

论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与宫廷诗风演进

初盛唐时期，宫廷掌握着文坛发展的趋向，以皇室群体、宫廷文人及王府僚属为核心，形成了文风相近且牵连交错的文学集团。唐代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在师法授受、学习内容、诗文创作等方面，既对南朝的文学经验有所继承，又能根据唐代宫廷文学的基本任务，在经史修习、杂艺熏陶与文学教育的相互作用下，培养出符合宫廷审美需要的文人。本文从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接受教育的制度、途径、内容与方法入手，考察初盛唐时期上层文人的文学教育与文学能力养成之间的关系，进而从诗史建构、创作规律总结及实践引导三方面，揭示文学教育在宫廷诗风演进中的作用，以期提供一种从文学教育的视野理解唐代文学变革的理论路径。     

从兰台聚到东皋会:梁初京师文学场域的构建与冲突

梁武帝通过文学奖誉、政治吸纳、公宴雅集、奖竞机制,于梁初在建康城构建了高度统一的宫廷文学场域。任昉兰台聚、沈约东皋会皆在其笼罩之下发生,呈现出不同文学趋向:前者是宫廷文学场域的外延,以仕进为目的,以好用事为特点,酝酿了梁初的主流诗风;后者与宫廷相对疏离,因喜好声律而聚集,与地方诸王幕府相呼应,为声律复兴埋下了伏笔。武帝以政治干预文学,与任昉兰台聚同气相应,是以梁初门阀社会格局变迁为背景;而沈约东皋文学建立在传统士族庄园经济之上,蕴含统一文学格局中的隐性冲突。梁初京师文学场域中和谐、不和谐的变奏,引领了萧梁文学的大体走向。     

从李峤诗看武后时代宫廷诗风的变化

李峤宫廷诗是武后时代①宫廷文学的代表.它渗透着这一时期宫廷诗风的转变.     

孙晓材淡墨勾出众生相

艺术是窥视人生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状态的窗口。画家就从这些窗口看到世间万事万物种种众生相。人生有光明也有黑暗,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一部中国绘画史看,固然有许多画家表现堂皇富丽的宫廷生活,或端庄或华美,如阎立本作《历代帝王图》,而周昉作《簮花仕女图》。但是,直接描绘普通城乡人民生活的艺术,还是近代的事,首创者是陈师曾。他当年赴日留学归来,用中国的毛笔宣纸,画《京华风俗图》数十幅,开中国画家直面人生、     

狄更斯园林中的奇葩-试论《狄更斯演讲集》的价值

本文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了狄更斯演讲集的学术价值。作者通过具体例子证明 ,狄更斯的演讲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狄更斯作品的理解 ,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状况、尤其是小说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演讲还为研究狄更斯的文学观提供了有用的窗口     

诗化与赋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文学中,寒士文学是一条主要发展线索。由于寒士阶层反对权贵垄断势力,要求实行开明政治,在文学上也体现为与宫廷文学对立的倾向。战国时代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虽出身于宫廷,可是他要求举贤授能,反对宫廷贵族的腐朽势力,与所谓“党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正是代表了寒士的理想。此后,这便又在宋玉的《九辨》中,一发而为“寒士失职而志不平”的呼喊,于是,环绕着政治和人生的主题,寒士文学形成了抒情言志、慷慨不平和自然流露的鲜明特色,并以其宏大的声势和广     

吟咏宫女生活堪补史籍缺载--谈花蕊夫人《宫词》的史料价值

古代有类专咏宫女生活的诗歌.首见于汉朝的为"宫怨",继之,南朝有"宫体诗",隋唐间兴起《宫词》,主题多为反映宫女怨愤,少数状写宫女妖艳.中唐王建《宫词百首》涉及宫女生活稍多,但大抵出于想象.五代王蜀后妃花蕊夫人《宫词》算得此类诗歌顶峰之作,其所涉既有宫女当值情景,又有度闲动态,全出亲历,颇具史料价值.吟咏宫女卫队、宫女马球队者,可补史籍的失记;宫女日着道妆的描述,足以同多家诗文佐证唐、五代妇女以艳丽道服为时世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