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度的重构

民事立案审查制度是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传统诉权基本理论、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理论,该制度应该进行形式审查,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但2007年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没有对立案审查制度作出相应修改,仍然实行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相结合的混合审查模式,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为了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起诉难”的状况和保护当事人的诉权,重构我国民事立案审查制度实行形式审查,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改革的必然要求。     

民事诉讼“起诉证据”辨析

"起诉证据"是民事诉讼程序中始终存在但未被严格制度化的司法实践,剖析其存在状态对于理解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起诉受理制度十分重要.对起诉证据的要求充满了矛盾.从根本上来讲,这种规定是应当予以弱化甚至取消的.但是,对起诉证据的需求是内含在目前起诉条件的性质和立案审查程序的规定之中的,起诉证据规定的彻底改变,必须以起诉条件的修改和立案审查程序的改革为前提.目前,应当尽量限制起诉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范围,继续弱化证明案件事实的实体性证据在立案审查中的地位.     

论公司登记中政府的角色

市场经济与行政干预的论题历来被学者给予高度的重视,具体到公司登记中,体现为政府在公司登记中应该扮演的是全能政府的角色、有限政府的角色、抑或是完全放任的角色。通过对行政干预的历史演变规律分析从而得出有限政府在当今社会的正确性。在公司登记领域就是要实行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登记审查制度。但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间的界限如何确定?政府对公司登记的干预程度如何确定?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并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公司登记中的政府角色进行了分析。     

我国民事立案审查程序之完善 ——基于实证的功能分析

对我国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某法院的民商事立案审查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实践功能与预期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虽然不予受理的民商事案件在总受理的案件中所占比率较低,但以权力为中心的立案审查程序,反映了法院对审判利益的考虑超过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关怀.为了平衡和制约法院的立案权力,应当立足我国现实条件,构造一个权力技术和权利技术兼容并蓄的,具有开放性的立案审查程序.     

论民事案件管辖证据规则的适用

民事审判管辖是民事纠纷系属于特定人民法院进行解决的首要条件之一,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管辖权审查立足于立案程序,展开于起诉审查。但是,由于对管辖之属性存在误解,加之管辖与起诉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导致了管辖权审查司法实践矛盾丛生、程序虚无,应当对之进行改革与完善。其思路是：调整起诉制度、将管辖权之审查移至审判程序中进行、构建一个可以适用证据规则来约束当事人与法官的管辖权审查程序等。     

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若干思考

为保障当事人诉权,解决立案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改革法院立案制度,变立案审查制度为立案登记制度,但在实践中出现了案件井喷、立案程序冗杂、法官工作量日趋加大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改革中并没有涉及案件受理程序的核心问题——起诉条件,职权主义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在理念上以管控维稳为主、诉权保障为辅。完善立案登记制度首先要区分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将其放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中;其次要完善分流机制,解决案件数激增的现象;最后要重新梳理诉答程序,实现每一阶段程序存在的意义。     

我国商事登记程序立法的完善

商事登记程序作为商事登记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商事登记制度的核心。本文在梳理商事登记程序制度功能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商事登记程序立法的现存问题,重点探讨了我国商事登记程序立法的完善思路,具体包括改革前置审批程序,试行后置审批制度;确立形式审查原则;建立注册官制度;推行电子政务,实行登记管理网络化;构建登记公示制度;建立瑕疵登记的补救机制;明确登记行为的法律责任。     

房产权登记司法审查中的第三人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第三人是房产权登记行政案件中一类特殊的当事人.90%的房产权登记类行政案件中都会有第三人参加,他们的权益在司法审查中可以用"高风险、低保障"来概括.实践中的数据统计也表明房产权登记行政案件中有接近六成是第三人与被告一起败诉.登记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审查不严、行政诉讼举证规则对第三人不利、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理念根深蒂固等是造成第三人权益容易受损的几个主要原因.保护好第三人的权益,就需要对以下制度进行完善:明确合法性审查的标准,规定登记机关的实质性审查义务;完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有条件地选择第三人递交的证据;完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限制优先购买权;完善不动产错误登记赔偿制度,建立错误登记赔偿基金制度.     

论民事再审立案审查程序的规范化

通过时民事再审立案审查程序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总结出了民事再审立案审查程序应把握的几项原则,提出了完善民事再审立案审查程序的措施,旨在进一步规范民事再审案件立案审查的程序,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提供模式和标准.     

德中两国违宪审查制度之比较

德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通过宪法法院这一专门审查机构来完成,而中国的违宪审查则属于立法机关的职能。中德两国违宪审查制度在审查主体、审查对象与方式、审查程序以及审查后果方面存在差异,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符合国情需要,但德国违宪审查制度中相对独立的审查体制与启动程序的制度设计,也值得我们借鉴吸收。     

专利权出质登记制度研究——兼及《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修改

专利权出质登记是专利权质权的生效要件.专利权出质登记应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办理,且可因当事人一方申请而启动.登记机构对专利权出质登记实行形式审查,并辅之以实质审查,尽量保持登记系统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就登记事项而言,出质登记中不应记载专利证书的保管方式、专利年费相关事项以及质押期限.     

行政复议中对"规定"审查的标准

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建立了对“规定”的审查制度,该法第7条和第26条初步规定了对“规定”审查的提出程序和处理程序。然而,该法的规定相当简单,对于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程序都未予明确,这大大降低了该制度的实效性。其中,对“规定”的审查标准,尽管复议法在文字上有“合法性”表达,但分析其语境似乎并不能作如此简单的理解,因此,必须从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位、复议法中“规定”审查制度的本身的地位、以及相关的对“规定”的审查制度出发探究行政复议中对“规定”审查的实质标准。     

道德视域中的法律运行

法律运行作为法之创制、展开和实现的逻辑进程,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审视和导向,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之应然。这种合道德性的法律运行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环节,法不仅要符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且要追求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的契合;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司法工作者追求司法公正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在守法环节,广大公民不仅应关注行为的合法性和履行法律义务,而且还应追求自觉的守法境界和积极主张自身的法定权利。     

论中国对外贸易经营资格审批制改革

《对外贸易法》确立了对外贸易经营资格审批制。这一制度仍带有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色彩,并且其弊端已日益显露。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法制逐渐完备以及入世进程加快,修改外贸法,以登记制代替审批制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本文回顾了审批制的形成过程,主要分析改革审批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阐述登记制内容。     

申请再审事由审查阶段的程序保障——以新《民事诉讼法》为基础的分析

由于受原苏联和日本再审程序立法模式影响,我国原有的再审制度中没有法定的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立法上的缺失,不仅导致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的神秘和灰色,而且造成实践中的审查程序不能统一和规范,直接威胁到司法权威的树立.尽管新<民事诉讼法>对再审事由审查阶段作了程序化的改造,但立法中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由于再审事由审查程序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最终能否被再审的关键环节,因此,构建一个符合当事人程序保障要求的申请再审事由审查程序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动产登记机关及其职责——兼评《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现存不动产登记现状，认为不动产登记交由行政机关负责更为妥当，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是我国立法的必然选择。提出我国应确立不动产登记的实质审查，并建立审查责任的分化制度，因登记机关的过错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     

精神病鉴定中的“鉴定留置”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实践中精神疾病鉴定的时间因案而异,短则数日,长则可达半年之久。不计入办案期限的做法实际上延长了被告人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时间,也影响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分析我国精神疾病鉴定的立法与实践,指出精神疾病鉴定过程存在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的"鉴定留置"问题,必须对其实施程序加以规制。在比较考察德国与我国台湾"鉴定留置"制度基础上,主张借鉴"鉴定留置"制度,从近期、长期两个层面完善精神疾病鉴定的相关程序。     

从"分数"选拔机制向"配套程序"选拔机制转换的司法人才培养制度——日本新司法考试制度及其启示

日本新司法考试制度是从过去靠"分数"选拔机制向通过"配套程序"选拔新的司法人才培养制度转换的一种新举措。它以法科大学院受到充实的教育以及严格的成绩评价和毕业认定为前提、以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内容为基础而实施考试。它旨在通过司法考试和经过司法培训,确保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拥有法律道德素质以及思考力、分析力、辩论等能力。     

求真:科举学的科学品格

求真是科举研究超升为科举学的原始驱动力,也是年轻的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必须坚守的品格。为了求真,研究者首要的任务是为科举制正名,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求真的过程中,要坚守“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抱有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坚持“多元与会通”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