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经济政策在1937年前后之变化——以农业政策、鸦片政策为例

1895-1945年间,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被日本占领50年。在前30年中,台湾成为日本的原料产地,但随着日本在台湾的政策中心发生转移,开始由农业转向工业,使台湾成了日本的＂兵工基地＂,执行着殖民地对宗主国应尽的使命。进而为了保证台湾青壮年的健康体魄以备战争之需,鸦片政策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渐禁政策＂转向＂断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元不包含着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     

我国传播政策职能的转换

传播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的确立和发挥在当今传媒社会中,在当代民主的时代背景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传播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国内大众传媒产业化的实现及传媒业蓬勃发展,国内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跨国媒介企业的“中国”经营战略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等等。与之相对应,我国传播政策系统反应严重滞后,不仅政策条款陈旧,而且事实上仍存在着传播政策政治职能过于强调而经济、文化职能薄弱甚至缺失的“一强二弱”局面。当前,我国传播政策的职能将如何重新定位,传播政策又将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革新,是本文探讨的目的之所在。     

英国的两手政策与省港罢工之收束

1925年6月发生的广州和香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革命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罢工斗争.其发生原因和历史作用,向为我国史学界所重视,业已作了充分研究.但对其收束原因及经过,尚无专文探讨.此一缺陷,必然会影响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全面认识和评价.而与这场斗争密切相关的英国政策和活动,也往往被有关论者以"炮舰政策"或"武装干涉"概而论之.实际上,英国政策远非那么简单和僵硬.拙稿拟就英国政策与罢工收束之关联,作一尝试性的考究论析.     

蒙元政权屠戮政策转变考

深入剖析13世纪蒙元政权在对外征伐过程中屠戮政策的转变原因,结果表明:蒙人的屠戮政策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涉及蒙元政权征服政策之转变、蒙人对中原文化之向往、蒙元统治者巩固政权之需要、蒙宋文化碰撞与交融四个方面的要素。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蒙元屠戮政策之转变是蒙宋文化碰撞的结果。     

论气候变化立法之演进——适应性立法之视角

简要回顾了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国家气候变化立法的发展进程,包括包含其中的适应性立法之进展。较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因其在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方面所处的劣势,而需承受更大的气候变化之不利影响,其适应需要之满足甚为紧迫,有助于改善其适应能力和适应秩序的政策与法律是十分必要的制度工具。对于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的中国而言,适应议题之重要性亦不言而喻,迫切需要系统、融合、协调的适应法律行动。     

蒙元政权屠戮政策转变考

深入剖析13世纪蒙元政权在对外征伐过程中屠戮政策的转变原因,结果表明：蒙人的屠戮政策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涉及蒙元政权征服政策之转变、蒙人对中原文化之向往、蒙元统治者巩固政权之需要、蒙宋文化碰撞与交融四个方面的要素.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蒙元屠戮政策之转变是蒙宋文化碰撞的结果.     

赋予中美关系的特殊性:美国在华传教士

"门户开放"政策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该政策的时间段前后,中美交往的参与者、交往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并赋予早期中美关系是否是"一段特殊关系"的讨论.本文通过美国在华传教士对中美关系之影响,与英国在华传教士作比较,"门户开放"政策落实前的中美关系的确具有特殊性,特殊在于中美交往的具体操作形式——官方政策取向的模糊使得非官方角色的参与扩大、深入,并深刻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     

那林孛罗山寨之战与明廷扶植努尔哈赤政策的确立

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明廷任命建州卫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标志着它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于这件事关系到明清之际的王朝鼎革,因此,自明末以迄于今,历来受到史家的重视。然而,对于促成明廷政策转变的那林孛罗山寨之战,人们却未予应有的关注,以致此次战役的真相至今仍被互相抵触的历史记载所掩盖。本文准备从考察那林孛罗山寨之战入手,揭示明廷转而采取扶植努尔哈赤政策的根本原因。     

叛乱视野下的西汉王国政策

诸吕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与大规模削夺王国封地有着较大或直接的关联。文帝时期的王国政策分为"收国"与"分国"前后两个阶段,二者都建立在对吕后时期王国政策的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贾谊的"众建"之策无法涵括文帝时期的王国政策。七国之乱的爆发宣告了晁错削藩政策的失败,战后对王国封地的削夺也是对战败者的一种惩罚方式,不能单纯视为削藩政策的延续,"削藩"同样无法涵括景帝时期的王国政策。从叛乱的视角来看,西汉前期王国政策的演变是一个对实践不断反思、调整和更新的动态过程。     

关于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界定标准的探讨

中小企业认定的标准具有历史性,其总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一定时间内政策偏好的反映。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以来,经济总量上升、企业的股权结构日益复杂,中小企业中的一部分亦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中小企业的现行标准与实践的冲突已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否则,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将成为无的之矢,政策发生扭曲进而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     

经验与逻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基于对刑事政策实践经验与法理逻辑的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秉持刑法之严,又张驰刑法之宽,其价值体现为预防犯罪、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定位于宽严并用和宽优于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外化为谦抑与惩戒两种合理向度,由此可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社区矫正以及刑事和解等界域,廓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十年发展观

2005年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的近十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伴随着日益丰富的民族工作实践不断前行,有坚持、有探索、有补白、有完善。相较前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第三和第四次会议间隔时间最长、面临的问题最多、认识上的分歧最大、民族理论政策的进步也最为明显。随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出台的"十二条"标志着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完成了它的体系化过程,而至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则呈现了由现阶段民族工作总目标统辖的民族政策大框架和大幅度的理论发展,其展示的民族理论政策内容之丰富、应对问题之明确、话语特色之鲜明、对现实民族工作指导之积极较之以往都无出其右,必将在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发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情感理论视域下学前教育的政策空间架构

学前教育政策具有科学理性和情感关怀双向价值,情感空间意味着在政策制定、贯行中突破单一向度的理性崇拜,重新思考政策生产路径中“人”的价值,对政策与人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剖析。学前教育政策的情感空间主要围绕三个层面来架构：第一,理性和情感的互证为空间之基;第二,主体性的回归为空间之核;第三,他者的入场为空间之限。由此,学前教育政策基于“情”与“理”的平衡,承认学前教育场域中人、事、境等一切存在的价值性和可能性,寻求教育中人的主体性的实现。     

中国崛起下的文化软实力发展与政府角色

每个国家无论在决定大政方针或政策细节的过程中,总有一套根本的思维逻辑会隐然引领某特定阶段的所有政策走向,并且影响决策阶层相关的行事态度和应对方法的选择。这种思维逻辑难以言喻,它可能来自意识形态、利益需求、集体价值观或个人直觉判断,又或者是上述所有可能性的综合体。这套指导内外大小政策方向的根本思维逻辑,虽非定然是所有政策的直接基本原则,却是政策基本原则之所以存在的根源,成为国家战略的指导方向,因此可称之为国家的战略观。战略观的转变与决策阶层对国家所处的环境条件之认知不同、导致思维逻辑发生转化有关。而这些环境条件则包括国际政治情势,国内政治经济时势,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以及领导人主观理解等多方面。现阶段"和平与发展"战略观的体现,就是对外的"和谐世界"与对内的"和谐社会"两项政策,此二项政策紧密联系,分别针对国内发展与国际关系提出各项施政措施并要求落实执行,却也有整合对内对外政策,提出一套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层面的全面性大战略的目的,并希冀藉此逐步达成大国崛起的长远目标。此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融入国际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理念坚持与理论创新、具体国情和发展实际相结合,对于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下,"有为有守、有所作为"之重大贡献及内外政策联系之实践。     

论“鼓励生育”视角下奖励制度之适用

我国的生育政策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人口规划工作的重心正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转移。从奖励的法理特性看，奖励与鼓励生育的政策目标高度契合。生育奖励制度的调整必须坚持比例原则、不可转嫁原则、均衡原则。当前，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使其未能发挥出应有之效。因此，生育奖励制度须实现从“政策化”向“法治化”的转变，一方面应制定奖励生育的立法文件，另一方面，也应优化具体的生育奖励制度。     

从实质获得到心理认同:良好社会政策标准的探索——以美国新医保政策为例

社会政策具有公共性,然而,任何社会政策在实际运作中使部分公众受益的同时,又不可避免造成部分公众受损,追求效率价值还是公平价值成为制定良好社会政策的难点。美国医疗保险改革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了覆盖率提高和医保费降低的双重目标,取得公众实质获得和心理认同的效果,为良好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某些启示:社会本位是良好社会政策之根本;受益面是良好社会政策之基础;得失感是良好社会政策之保障。     

论检察机关对宽严相济之"宽"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宽”是刑法谦抑性的具体体现;贯彻宽严相济之“宽”有利于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破除重刑主义、预防犯罪、化解矛盾、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应如实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之“宽”的刑事政策。     

“理番政策”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刍议

本文着力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当局的“理番政策”及其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影响。在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过程中 ,日本“理番政策”的手段是剿抚兼施 ,其间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所侧重 ,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 ,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本文认为 ,这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对新的情势的一种调适与反应     

妇女社会地位是否发生了变化?

谈起战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家都慎而言之。甚至涉及到20世纪后期明显与外交政策平分秋色、一同主导上层政治中心舞台的福利事业和社会政策方面出现的巨大变化,学术论点也远远不能尽如人意。虽然,由于石油危机及其对公共事业消费的预期影     

复合邻近性:我国地方政策移植的一种解释框架

地方政策移植可以寻求内部决定因素和政策传播即外部互动两方面的解释,外部互动意味着地方政策移植的发生来自于对其他政策创新的效仿或教训吸取。全国互动模型、区域传播模型、领导—跟进模型以及垂直影响模型等都是从外部互动来解释政策移植的发生,但这些模型都只是强调某单一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其他因素以及模型的整体性构建。而如果考虑公共政策的知识性,则可以从邻近性的角度来解释政策移植的发生。邻近性代表具有重叠知识的"类"或"群",其内涵包括地理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社会邻近等不同维度。不同维度的邻近性构成的复合邻近性模型能全面阐释政策移植的发生,也正是因为复合邻近性带来政策创新的多方位多角度传播与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