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兼与康德比较

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提出“知体明觉开知性”命题而指出道德主体“必需”转为知性主体;运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而确立无限智心并强调道德的进路;强调人与神沟通无极限而连接现象世界与价值世界;明确道德形而上学既是“圆善”又是“圆教”而呈现“德福一致”的可能。分析其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超越”,并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层存有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道德何以可能：经验抑或超验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之启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力图提供道德得以可能的论证，完成为道德奠基的工作。他认为以休谟为代表的感性论实质上是把道德的根据放在经验上，让道德遵循经验的原则，从“经验”来解说道德。在批判“经验”的同时，康德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也进行了彻底地改造，以先验演绎的全新方式为人们展现道德的根据、原则之图景。同时，他还在自己的体系中试图合理解决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即道德的超验部分和经验部分的分歧和隔离。康德在论证道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伦理学探讨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效用论辨析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效用对赞同情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 为,无论是审美还是道德赞同,效用都不是主要的原则。我们对物的赞美、对道德的赞同,不是因为它 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是合宜的、符合事实的。合宜性是审美赞同和道德赞同的最主要原则。审美与 道德美的合宜性的标准来源于无偏的、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同情。在效用论这个问题上,合宜性不完 全是经验的观察,还体现了一种“确定的意图”。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我们对美和道德的 赞同。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伦理经验与诗性意义——杜威美学及其价值的再审视

要深入理解杜威美学,就要从其形而上学立场开始。他试图以自己哲学思想最核心的“经验自然主义”所提供的整体性与过程性去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他的美学中,基于“一个经验”的审美经验代表了最完满的经验,使艺术能够通过自身的过程性和整体性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与价值。艺术与审美是获得好生活的智慧,同时也是赋予人们以意义的实践。艺术作为开放性的交流,最充分地实现了民主,民主社群使好生活得以可能,民主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杜威在艺术和审美中找到了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中二元论、基础主义的整体性、过程性的办法,并且从中看到了理想伦理生活的理智性与情感性。他对“意义”的讨论是其经验形而上学与美学理论之间至为重要的纽带,并且最终通向伦理学的价值维度。在今天,通过重新思考杜威美学,人们也许会得到启发,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面向未来。     

论道咸经世派的整肃人心思想——兼论整肃人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道咸经世派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提出了“整肃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心力论”基础上,具有提倡“个性解放”的因素,同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决定论色彩。这一思想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不能认为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或“萌芽”。     

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中的仁论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把道德理论建基于人类的同感（sympathy）,这种诉诸自然人情而非抽象理性的取向与儒家仁论非常相似。有学者指出,亚当斯密可能受到孟子的影响,但未详言。以亚当·斯密的学术交游为始点,探讨书中论点与儒家仁论的会通,涉及以下各点：同感(仁)、推己及人、以自然感情作道德标准、应然义的“人”、无待于外的内在价值、天道、普世价值等。
      

实现中国梦的双重伦理机制

作为近代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伟大理想和善的伦理行动,“中国梦”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历史性概念。它既是一种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代伦理精神,也是一项中国人民实现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道德实践活动,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当代社会,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行动的理论构想,蕴含了社会善治和个体道德完善双重努力的伦理学涵义。“中国梦”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与合理安排,为之提供必要的制度伦理保障;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每一个体德性品质的提升与完善,并为之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持。“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民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相统一的伟大伦理行动。     

论“义以为上”的价值根由——基于宋明儒家的视域

讲天道、重义理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特质。宋明儒家以天为本,通过天人合一的义理构思方式来说明道德价值的合理性,这尤其体现在对“义以为上”价值原则的辩护中。他们从天人相通、天人相别、天人相宜的角度出发,集中论说了“义以为上”的道德形上根据、内在根据以及实践根据,展现了以公正为内涵、以中和为基础、以道德实践为归宿的道义原则,彰显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义理特色。     

西方终极道德价值的演变轨迹

道德终极价值是道德价值得以存在的形上依据，任何道德哲学最终都以某种终极价值为依归。西方道德哲学寻求道德终极价值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由古希腊到中世纪神的外在权威向近代启蒙道德哲学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近代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现代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再到当代由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重构，以及克服本体论和主体形而上学的价值观之后的弘扬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的趋向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存在论视域中的道德二元论批判

道德二元论区分了人的原初道德意识结构,并把它作为阐释人们道德生活现象的理论基础,但是,西方道德生活中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激烈冲突,凸现了道德二元论的理论困境。道德二元论的理论症结在于其哲学根基上的形而上学性,马克思基于实践活动开启的道德哲学存在论境域,构成了对道德二元论的批判,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理论转向也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道德与生活共识:论旧派小说的背反性叙述

清末与五四时期的旧派小说写作出现明显的滥恶倾向,引起新文学家的强烈批评。文章尝试较为正面地解读这一变化,认为它否定传统道德的权威性及其形而上学特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道德叙事观念,标志着小说叙事中道德优先论的终结。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救赎与重新建构之我见

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它曾经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现代反形而上学家们把传统形而上学看作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而加以拒斥。本文通过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建立进行再度思考,试图重新审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拯救与重新建构,旨在引起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形而上学的命运,关心它未来的发展走向。     

对理性与情感的“交互性”误解——学界道德基础纷争之根由

围绕道德基础问题,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两大阵营:道德理性派和道德情感派。理性派认为:真正的道德基础是道德理性,而道德情感则是"丛林杂草",需用道德理性对其进行规约;情感派则认为:集中体现着人的生命意志的道德情感才是真正的道德基础,道德理性主义对道德情感的长期压制不利于道德的完善。其实,两派存在着一种"交互性"的误解:理性派所批驳的其实是人类的"物质贪欲",而非情感派极力维护的"道德情感";情感派要批驳的是作为外在利益的有效获取手段的科学理性,而非理性派所倡导的"道德理性"。双方都犯了"分析不彻底,合题不充分"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其实,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共同基本立场看,二者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论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特质——基于分析马克思主义“道德之争”的反思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之争”，肇始于“正义之争”，即关于马克思是否以正义之名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基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来阐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但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得以产生的德国古典伦理和古希腊城邦伦理的理论背景，隐匿了马克思对于自由主义超历史道德观的批判，无视马克思道德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和价值立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建构”反而更加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特质。     

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当代道德哲学启示

伦理学在道德哲学层面重新思考形上人性论建构的理论课题之时要转向宋明理学人性论寻找学术资源。此种判断是基于中华文化生命的客观历程,当代人的实际精神状况和中国的道德国情。宋明理学人性论能为当代道德哲学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启示,主要是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如何在人性论上体现;在人性论体系中如何完成＂伦理-道德＂的整体性辩证以及如何确立人的精神世界才能让它呈现实体等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阈下的道德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道德建设也应该突出道德实践的地位。道德建设中的道德应该是道德情感、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体。其中,道德情感是基础,是一种感性认识;道德思想是与道德相关的理性认识;道德实践是体现。同样,道德评价也应该基于对于道德实践的评价,不应该只纠结于对于道德情感和道德思想的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