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韩愈儒学关系之试探

王安石的进步儒学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在观察王安石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儒学思想与韩愈本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韩愈在若干问题上都曾对他有过重要影响。 可能有人会问,韩愈的儒学倾向传统,王安石的儒学倾向现实,既然如此,那韩愈的儒学思想怎么可能会对王安石产生积极影响呢? 其实,韩愈的儒道观念并不完全是唯心抽象的,其中也有学儒致用、重视现实的一     

也从《永贞行》看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一谈及韩愈的政治态度,论者们必谈“永贞革新”;一谈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论者就又必然谈到韩诗《永贞行》——它似乎已成为韩愈反对“永贞革新”的铁证。毋庸讳言,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韩愈是有错误的。但他是否就是“永贞革新”的死硬反对派呢?仔细分析一下《永贞行》这首诗,再结合一些其他材料深入探讨一下,觉得似乎也不尽然。     

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兼论韩愈政治思想的进步因素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人们公认的杰出的文学家;但对他的思想与为人,却有不少人持否定的态度,主要的根据是:韩愈“仇视”“永贞改革”。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认为,韩愈“反对王叔文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是一个维护大地主世族地主利益,而始终和旧势力妥协者。”七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柳文指要》,则更猛烈地抨击韩愈勾结方镇、疏附宦官,把韩与当时政治上最反动的势力联结了起来。韩愈与“永贞改革”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并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那就会发现上述说法似是而非,是经不起推敲的。     

韩愈的唯物主义思想不容忽视

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大多把韩愈说成是天命论者。“四人邦”横行时,有人按照“儒法斗爭”的框子,更对韩的天命论大加(?)染,大讲韩愈与柳宗元的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斗爭。事实真的如此吗?从韩愈有关文章看,我们觉得,不但“韩柳之爭”纯属歪曲,就是对韩愈的某些唯心主义观点也须作更中肯的分析和评价,何况在韩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不少唯物主义成分,这也是不容忽视和抹煞的。     

“人非生而知之者”另说

韩愈《师说》中有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对这句话，通常的解释是：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的，谁能没有疑难困惑呢?笔者多年来在教学中，也一直援用这—解释，但近来研读中国哲学，却发现这一解释殊然不当。现结合韩愈的哲学思想对这句话进行重新分析和解释，以就教于方家。……     

“退之服硫黄”五说考辨

白居易《思旧》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退之是谁,有韩愈、卫中立、李建、郑居中、自行简五说。本文从白、韩交游,韩愈卒年,唐代士大夫生活情况,韩愈晚年好声色,以及韩愈曾向友人乞取丹药等方面,考察认为“退之”实指“韩愈”。     

“人非生而知之者”另说

韩愈《师说》中有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对这句话，通常的解释是：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的，谁能没有疑难困惑呢?笔者多年来在教学中，也一直援用这—解释，但近来研读中国哲学，却发现这一解释殊然不当。现结合韩愈的哲学思想对这句话进行重新分析和解释，以就教于方家。…………     

韩愈《双鸟诗》意义探微

韩愈《双鸟诗》意义晦涩难明 ,引起许多争论。总括起来有四种观点 ,即韩愈前后之执政者说 ,佛、老说 ,李白、杜甫说 ,韩愈、孟郊说等。但从《双鸟诗》文本出发 ,参之以相关文献 ,“佛、老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书痴者文必工——试论韩愈的读书与作文

韩愈曾有诗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不难看出,作为一代文宗的韩愈非常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这不仅是韩愈对中国读书传统的自觉继承,而且通过对其读书方法和读书目录等的梳理,可以发现,韩愈之所以重视读书,还在于这是他力图纠正当时浮躁学风、文风的手段之一。所以,韩愈在当时一再强调读书,尤其要求熟读三代两汉的典籍,是与其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有着密切关系的。韩愈的读书经验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寒论

韩寒是20世纪80一代最早登台的文学新人和公众人物,迅速窜红成为这个时代呼风唤雨的文化英雄之一。解剖"文学韩寒"与"公民韩寒",全面而完整地分析韩寒的文学文本和社会活动,可见韩寒与时代风潮呼应,既为80后90后为主体的青年亚文化作了先锋和预演,也越来越显现出其文学和人生的自觉,特别是韩三篇的出现,标志韩寒的又一次破茧而出。而深度植根于消费主宰的大众文化,韩寒的独立性也越来越显得含混斑杂。这也凸显了大众文化的革命性与庸俗性、独立性与犬儒性共生互荣的时代症结,时代的进程也因之暧昧不明。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     

韩寒神话的史诗母题

天才韩寒的成名史,就其结构来说是一部当代英雄史诗。在史诗传统中,无论史诗情节如何丰富多元,其结构和母题都是相对固定的。英雄形象主要从英雄成长、英雄人格、英雄业绩三个方面加以塑造。英雄成长一般遵循"特异诞生—孤独童年—迅速成长的少年时代"的生长轨迹。英雄人格中最大的优点是超凡的勇气和能量,最大的缺点是伟大的愤怒及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英雄业绩则固定地体现在征服魔界、征服他族、征服美女三个方面。在韩寒神话中,这个天才少年曾先后挑战三个越来越强大的"魔界":应试教育、当代文坛、社会政治。韩寒的伟大愤怒与他征服"魔界"的成功业绩紧紧结合在一起,其人格的种种矛盾,以及性别魅力,都是很难以凡人逻辑来揣度的。维护韩寒神像,就是维护一股以韩寒为核心的年轻力量,维护部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幻象。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韩太湖论

韩太湖是明代著名的民间宗教家。在他短暂的宗教生涯中,以其超人的胆识和能力,为信仰主义领域增添了耀眼的光彩,对明末以来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兴的误解与遗忘:汉儒的诗学理论与汉诗

历来论比兴有两种观点,一为比兴合论,另外一种则是把比兴分开。兴不同于比。由于兴的存在,使意象获得了独立性,也就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而汉儒的诗学理论由于其政教中心的性质,把兴等同于比,取消了兴的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了汉诗的独特面貌。     

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

在清朝的八旗制度下,原本同是汉人出身的包衣汉姓与汉军,本来各成体系,迥然有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种种原因的作用下,它们又非常接近,甚至难分彼此,以致人们产生许多误识,直至今日.它们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及其各自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八旗制度的兴衰.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