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运行中政府制度德性及其伦理功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制度行为主体不是"经济阉人",他们有着自己的效用函数,有着自己的价值追求,必定会影响到政府制度和执行的道德合理性,这是关系到经济运行秩序是否道德公正的首要因素。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在一定的伦理原则支配下进行的,正确的制度伦理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政府制度德性可以提高制度进行的效率并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具有规范社会成员行为选择和维系社会秩序的本性、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重要力量。     

论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原则及其核心范畴

政府制度行为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在于认同、尊重和保护市场经济运行中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 ,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在一定的伦理原则支配下进行的 ,正确的制度伦理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政府制度伦理的构建必须以公正为核心道德范畴的基本准则 ,遵守生产力最大发展的原则、最广大的人民性原则、总量发展与动态平衡的原则、社会发展与结构稳定的和谐性原则、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的原则。     

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建构

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秩序建设要求和谐互动的伦理建构,伦理建构的内容由产权、信用、市场主体的权责利等几部分构成,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建构需要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加强伦理约束以及社会协调。     

关于经济秩序失范原因的伦理解析

对市场经济秩序失范原因作伦理学的理性分析有利于在更广泛的领域形成共识 ,培植合乎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责任。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主要是制度伦理有失公正、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意识堕落、市场经济应有的道德理性基础不牢、经济运行的现实环境为缺德商人的无德行为提供了外在的可乘之机     

制度伦理与个体道德

社会伦理道德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现象，其存在形态一为制度伦理，一为个体道德，二者相融相济，相励相长。市场经济以自己的自利性、自主性、平等性、信誉性的制度伦理特性影响着个体道德，个体道德以规整选择范式、反向选择范式和差异选择范式来支持或破坏着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该把制度伦理的内化和个体道德的提升放在重要位置     

浅析制度伦理

制度伦理是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强调对制度体系做出伦理方面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辩护,制度的伦理辩护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意义。二是道德伦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将道德制度化最基本的途径是道德法律化,通过道德立法来提高人们遵守道德伦理的自觉性,已成为各国加强道德建设的一种主要手段     

从道德文化的理性层面审视经济秩序混乱原因

对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原因作伦理学的分析 ,其主要原因是制度伦理有失公正 ,经济主体的道德失范 ,市场经济应有的道德理性基础薄弱 ,社会道德调控机制软化 ,以及法律制度和制裁乏力等。     

论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保障

政府制度行为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是道德行为,制度伦理有失公正,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中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性问题,就必须明确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原则,建立规范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保障。据此,作者对政府行为道德原则和道德保障进行了分析。     

论日本为的伦理信仰：德福一致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道德信仰的探讨和建构 ,日本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尝试。被称为日本现代伦理之父的丸山敏雄 ,以“德福一致”为灵魂和切入点 ,建立了“纯粹伦理体系” ,重树了日本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的伦理信仰。“德福一致”已成为现代日本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智慧。本文对日本伦理信仰、伦理秩序建立的剖析 ,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伦理秩序将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论政府伦理精神

“政府伦理世界观”是“政府伦理世界”的道德自我意识,是“政府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是政府这个“整个个体”的“道德世界观”。“政府伦理世界观”的本质是“政府伦理精神”。“政府伦理精神”是指公务员个体与政府组织整体相统一的、作为实体的政府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意志的复合,是政府的“伦理精神”。政府伦理精神是政府自主性的体现,即作为主体的政府对自我存在和自我价值的积极认可,是自己支配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自主性行为及其制度的总和。     

论经济运行中道德的“自然秩序”及其作用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 ,为了更好地实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目的 ,彼此之间必须达成某种默契———经济运行道德的“自然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完美统一。它不仅可以限制个体的私欲膨胀 ,而且能提高人力资本的X效能、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激发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益。因此必须把经济运行中道德的“自然秩序”和有力的制度安排双管齐下、两手都要硬 ,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高效运行     

对我国政府道德基础的理性反思

政府的道德基础就是在政府的构建和运作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伦理精神、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在其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等道德内涵的总称。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我国政府及其运行的道德基础,特别是从政府的政治伦理理念、公共行政中的利益关系———道义关系、政府道德基础的载体———公共政策制度伦理体系等方面,来反思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运行的道德基础,对我国公共行政法制化建设和道德行政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我国政府道德基础的理性反思

政府的道德基础就是在政府的构建和运作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伦理精神、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在其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等道德内涵的总称.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我国政府及其运行的道德基础,特别是从政府的政治伦理理念、公共行政中的利益关系--道义关系、政府道德基础的载体--公共政策制度伦理体系等方面,来反思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运行的道德基础,对我国公共行政法制化建设和道德行政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理性基础

市场经济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运行的导向力、经济个性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市场规则与经济人格

本文提出经济人格的概念，认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则在经济主体的道德心灵境界内化和升华的结果，市场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有赖于市场经济内在秩序的确立，而这种秩序本身的确立又依赖于外在的市场规则和内在的经济人格的双重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人格主要是要求经济人的行为合乎社会主义的伦理规范、社会主义的法律规范和社会主义的制度规范。     

金融伦理的结构与功能

金融伦理是协调金融主体利益关系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原则、规范,是金融内在秩序和主体自觉的统一。在道德的整体主体框架下,根据金融发展和道德生成的双重逻辑,金融伦理包括金融制度伦理、金融市场伦理、金融组织伦理、金融个体道德和国际金融伦理。从金融与经济、社会、环境和人自身协调发展的宏观视阈审视金融伦理的综合功能,不仅关涉金融伦理学的致思方式,也直接影响后危机时代金融伦理秩序的构建。     

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探析

制度具有伦理意义，制度伦理在社会意义上提供了秩序最大化的可能性，在实践意义上提供了平等最大化的可能性。制度伦理提出的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制度伦理是社会大伦理—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这一源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求利意识能够体现市场经济的本质，本身寓意有伦理价值，并能够作为社会伦理精神的逻辑起点。     

制度伦理解读

本文结合制度伦理范畴的提出背景,就制度伦理的含义、界定及其特征,进行了全面剖析,论证了制度伦理建设是道德重建的基础和基本路径,分析了制度伦理建设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伦理正义:公共精神培育的中国进路

培育公共精神、凝练核心价值已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共识,相应的伦理诉求多趋向于制度、秩序或规范重建,而制度、秩序与规范的有效性必须以执行者的道德正义为前提,"人—制度"的逻辑悖论又极易催生伦理正义诉求的价值陷阱。难题破解必须诉求于伦理生活中自由而自觉的道德主体,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群体因知行合一的独特气质构成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生成的伦理引擎,成为人民大众主体意识觉醒的"起搏器"。其发生与发展依赖伦理生活中的两种力量:一是以公共事件为契机的公共精神教育;二是政府主导的伦理正义体系。其中,先进群体是前提,公共事件是媒介,政府主导的价值体系是保证。     

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建设的反思

制度伦理是道德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表现。制度伦理化是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或政府的道德要求,伦理的制度化是国家对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普遍要求,二者具有一致性。制度伦理的提出使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直接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丰富了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推动了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制度伦理容易弱化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使道德面临着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的危险;制度伦理排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使道德失去了历史的根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需要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给人们以价值的引导,需要注重人的美德的培养以使社会的道德获得坚实的基础。因此,道德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制度伦理的层面,而应该是上述各个方面的有机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