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     

浅析卫生政策类信息在传播中的误读——以“先诊疗后结算”为例

文章以媒体和受众对于卫生政策类信息“先诊疗后结算”的误读事件为例．并分析了其背后蕴含的原因,即网民不良情绪宣泄、政府与受众传播地位不对称和媒介“热岛效应”等,并结合实践探索性地提出了信息传播中政策类信息的传播方式。     

次级互动模式对媒介受众链的构建

从传播动力学的视角,应用社会学的“网络分析法”可以对受众接受信息并参与信息生成的机制,实现信息在具有层级特征的受众群中进行大规模的动力系统和传播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媒介信息传播在受众中进行扩散的一条重要途径——次级互动模式,并且给出利用次级互动模式构建媒介受众链的具体方法。     

后真相时代价值判断的偏转:危机事件中社交媒体传播动力分析——以微博热议“保姆纵火案”为例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危机事件的扩散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播前置性、情绪感染性、主体多元性、即时交互性和事实模糊性六大特征。传播动力研究是探究这些传播特征动因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此类研究偏重系统性的宏观描述，缺乏精确性的微观分析。文章以微博上热议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提出“信息—价值”传播动力模式，从微观层面具体解释社交媒体危机事件如何维持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及连续的高活跃度，并将此模型发挥效用概括为三点:第一，情感共振导致的“群体极化”引爆舆论炸弹；第二，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用户靠自我价值观评判事件而非真相；第三，危机事件中新信息的输入往往伴随着利益的角逐。     

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网站的传播问题与对策研究

当信息技术从“无线”信息方式跳跃到互联网时代,政府政务核心也将由“服务”功能过渡到“传播”功能。随着独立媒体、战略媒体以及纯粹个人媒体的出现,社会媒介矩阵已经重构,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与提升政府网站的信息传播能力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具体调查分析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级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传播状况,发现政府网站的建立意识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差别与地区差异;网站首页栏目设置上,规划欠合理、主体不突出,对网络传播的基本信息技术重视不够;同时,政府在线办事能力不强,公众参与性不高,县级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力度不够;“大众传播”方式未能真正实现。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门户网站的传播能力亟待提升。     

农村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讨

农村政策执行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和行为存在缺陷,政策执行资源不 足,政策对象抵制以及政策本身的适当性存在问题,为此,应从基层政府体制入手,改进政 策执行方式,完善政策监督机制,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资源环境,促进农村政策的有效执行 。     

我国传播政策职能的转换

传播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的确立和发挥在当今传媒社会中,在当代民主的时代背景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传播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国内大众传媒产业化的实现及传媒业蓬勃发展,国内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跨国媒介企业的“中国”经营战略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等等。与之相对应,我国传播政策系统反应严重滞后,不仅政策条款陈旧,而且事实上仍存在着传播政策政治职能过于强调而经济、文化职能薄弱甚至缺失的“一强二弱”局面。当前,我国传播政策的职能将如何重新定位,传播政策又将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革新,是本文探讨的目的之所在。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宏观科技传播研究:体制、政策与能力建设

科技传播是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大力发展的一项社会事业,科技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微观的技术性研究,也要特别关注宏观层面的一些重大现实课题,例如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问题。本文在总结笔者前期研究及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概念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发展科技传播事业的过程中,应建立“一府(政府)两体(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和科技传播事业的社会援助体系)”的科技传播新体制,建立包括公益性发展政策、产业化发展政策、技术发展政策在内的科技传播政策体系,建立定位于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新格局。     

风险传播视角下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传播障碍及对策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渐成规模,但其实际传播过程中障碍重重,传播效果既不能令科学家满意,更不能令公众信服,更加有效地进行转基因生物科技传播,迫在眉睫。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数据,从风险传播视角出发,分析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传播在社会环境和传播要素各方面存在的障碍及其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加强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传播效果的建议:增强传播主体的公信力,建立专门的交流平台;提供客观充分易于受众理解的传播信息;发挥新媒体的开放互动优势,形成传播合力;与受众进行平等沟通,重视受众反馈。     

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

政策移植是寻求和实现政策价值、政策理念与政策知识的时空转移并促使其在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受众中产生效用的过程.政策移植是政策创新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公共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策移植有利于加速政策议程建构,扩大政策供给的选择集;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实现优质政策要素的整合与配置,促进优质政策的传播、扩散与发展.政策创新优化的需求是政策移植的根本动力.政策移植可能产生之负面影响是对政策自主创新的抑制;如若政策移植水土不服将导致政策失灵;政策移植往往聚焦于或致力于彰显外围制度或显性政策的变迁而忽视核心制度的变革;拥有充分资源并通过持续政策移植实现政策创新的政策主体,其政策移植行为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导致或加剧不同地区或区域间政策结构差异的扩大与发展的不平衡.     

乡村振兴与“能人”回乡:农村产业转型观念的创新扩散机制研究

能人回乡是带领乡亲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其最大的困难是能人带回的新观念被接受的问题。本文对曾是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罗田县的深度贫困村——燕窝湾村的产业调整、脱贫奔小康过程进行调研，考察回乡创业能人在流转农村土地、兴办乡村旅游业、开办农村电商过程中如何转变农民观念，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转型的创新扩散机制。研究认为，回乡能人扮演着“政策企业家”的角色，农村产业创新扩散要抓住乡村能人与意见领袖等“关键的少数”。扩散的内在动力机制属于社会建构机制，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合力驱动产业创新的扩散。开会、上门、闲谈三种传播渠道形成了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的“差序格局”，成为创新扩散的外在动力机制。创新扩散的过程伴随着信息、观念的传播，政府、市场、社会多方结合并遵循“政治-市场”的行动逻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升级。     

中国城市宣传片的受众传播策略

城市宣传片有利于提高城市软实力、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按照传播五要素对城市宣传片进行分析,发现传播受众是影响传播效果的核心因素。中国城市宣传片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仍存在传播主体理念偏差、传播内容缺乏特色和传播渠道过于单一的问题,导致其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中国城市宣传片应该从传播受众的角度出发,运用多维度的认同传播策略、典型性的品牌传播策略和多元化的联合传播策略,以引起受众共鸣、强化受众记忆、扩大受众群体,从而获得最理想的传播效果。     

重新审视受众在当前广告传播中的定位

信息的急剧膨胀,使广告传播效果研究越来越成为广告传播过程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受众地位分析是此研究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从主客体关系着眼,提出确立受众在当前广告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定位观点,以及确定广告受众主体地位的措施建议,这对促进并提高广告传播效果以及研究广告行业的健康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政府传播机理初探

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政府传播既是一种传播行为 ,也是一种管理行为 ,传播行为是管理行为的延伸 ,是管理行为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这种传播的特点在于 :传播主体的权威性 ;传播主体对核心信息源的独占性 ;媒体与权威信息源“取与予”的关系格局 ;受众对其所传大部分信息的无选择接受性。政府传播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非常时期尤其如此。我国“非典”时期的报道 ,美国两次海湾战争期间的报道 ,都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传播。由于政府传播突破了 (大众传播 )效果的有限性 ,可以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形成普遍的注意 ,并形成相对统一的舆论、相对统一的意志、相对统一的行为 ,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传播者适时、适当发言就是十分必要的。     

网络新闻写作方法与技巧刍议

在社会环境因素与网络新闻传播技术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致使受众接受网络信息传播的心理预期呈现快速获取最新信息、主动选择有用信息、精确接近深度信息的特征。受众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拥有的上述心理预期,促使受众获取网络新闻的行为特征呈现出一些新的明显变化:对新闻标题的“第一依赖感”形成,扫描式阅读已经成为网络新闻阅读的主要方式,利用搜索引擎寻找阅读内容。为此,网络新闻写作的方法和技巧也应产生相应的变化,即精心写作新闻标题、制作便于检索的导语和概要、主体要想方设法突出重点新闻要素、灵活安排新闻背景、分层展示新闻的深度信息。     

媒介传播中的“效果断裂”现象研究

媒介的效果不仅仅是媒介与受众、媒介与效果之间关系问题,也是媒介的效果与效果之间关系的问题.从媒介—效果间性向效果—效果间性(inter-effectuality)的转换视角,要求加强对媒介传播中“效果断裂”的重视和系统研究.传播的效果断裂具有表层效果模式、潜在效果模式等典型的运作表现形态,与媒介的潜功能、受众主体非一致性具有重要的机制关联,具有构筑维持文化稳定的“文化安全阀”、缓冲文化传播的强效果、生成和维系“隐性意见”等社会文化功能.     

全媒体时代青岛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策略

对外传播是塑造良好的城市国际形象、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推手。尽管青岛在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对外宣传的力度与同级城市、一些标杆城市相比仍有差距,从所处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全媒体时代青岛的城市形象对外传播还存在一些问题。要提高青岛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效果,需要找准路径架构的着力点:从主体向度来看,要树立可持续传播理念,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作用;从受众向度来看,要细分受众,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策略,形成差异化和个性化传播;从媒介向度来看,要构建立体传播体系,提高对外传播效果;从环体向度来看,要建立高效的城市形象危机应对体系。     

健康传播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中的问题和提升路径

针对抖音短视频在关于健康问题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依据对抖音短视频平台上289个健康传播账号的相关统计数据,从传播主体类型、账号认证管理、健康传播内容、短视频制作形式等4个方面,系统观察分析了抖音的健康传播现状。研究认为,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健康传播现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4个问题:一是非专业传播主体成为平台健康传播的主力军;二是健康传播主体的账号认证名称混乱;三是短视频传播的健康信息不科学危害受众认知;四是短视频制作形式单一。为确保抖音短视频平台健康传播良性发展,应由具有较高公信力的各级政府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医疗机构主动引领短视频平台的健康传播,抖音短视频平台应加强传播主体认证管理和内容审核把关,传播主体则要坚守“内容为王”并提升制作水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路径

乡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子系统。乡村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场域,但以往国际传播多从城市视角出发而聚焦乡村空间的国际传播研究尚付阙如。全球乡村建设实践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聚光灯由城市转向乡村。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现实空间感知、表征空间构想和传播空间实践的乡村国际传播分析架构。首先,乡村空间承载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主体实践,从“自然景观生成”“人文景观传承”“主体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感知乡村空间现实。其次,从文化、伦理、景观、产业四个方面表征乡村空间,建构国际受众对于中国乡村“底蕴深厚、乡风文明、景观民居、民富村兴”的认知图式。最后,从寻求乡村建设共识、建构乡村话语体系、贴近国外受众需求、唤起受众情感体验、主体视角下的微观叙事、赋能乡村短视频传播等方面提出中国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