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价值观念的“大传统”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不是一个单面的板结块,而是有层级差别的。这种层级差别体现为中国价值观念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如果说中国价值观念的“小传统”指作为潜意识而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的话,中国价值观念的“大传统”则指历史上经过思想家加工定型了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作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主张道德优先的价值取向,推崇尽忠尽孝的礼义规范,强调以德感人的道德教化,标榜取义舍利的君子人格,追求德治社会的理想目标,构成了中国价值观念大传统的基本特征。     

“报应”的社会本质：乡村宗族社会的人际规则与社会排斥——以赣中Y村村民传宗的生命失败轨迹为例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导致了社会的全面政治性“祛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的相对松弛，各类民间信仰活动纷纷复苏，整个社会似乎又开始陷入一种“着魅”的状态。在许多地方，尤其在乡村社会，文革这一“非常态”时期的社会精英们在社会恢复“常态”以后，其悲惨的下场往往成为了社会重新“着魅”的祭品。在这纷纷扰扰的“报应”背后，掩藏的是社会人际规则深层次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排斥。     

国家与社会历史纵轴中政治认同的生成考察

管窥东西方历史，国家与社会的历史纵横总体呈现同构一体、有限分离、有机互动的变迁历程，考量政治认同的三个界面，即个人特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政治认同相应呈现附魅与混沌化、出场与宰制化、内生与有机化的表征。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趣，“非我”—“自我”—“他我”是其认同表征的相应的主体样态。     

中国治理体系中“社会隐没”现象的历史渊源回眸与探寻

“社会隐没”是转型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那时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自主空间近乎完全隐没。追溯这种现象的历史渊源，文章认为其背景在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社会“超自然魅力”的“祛魅”和“解构”，其逻辑起点则源于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耦合。正是这二者的耦合，20世纪上半叶、乃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铿锵有力的革命话语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运行，并使“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一度近乎完全“隐没”。      

“X什么X”构式语义类型及原型

基于“X什么X”构式的多义性，构拟该构式语义类型的层级网络，即“宏观—中观—微观—构例”的图式层级。主要通过历时条件变化等历史证据、频率、语义—语用功能、稳固性四个方面进行原型解释。     

“信魅”、“祛魅”与“归魅”——基于白族村民宗教观念变迁的研究

关于宗教的现代变迁,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世界的祛魅"的著名观点,在当前的研究中,"世俗化"也被认为是宗教变迁的普遍趋向。韦伯这种看法似乎脱不开单线进化论的嫌疑。通过大理周城两个具有一定典型性的白族村民DSS和YZY宗教观念的民族志描述与分析,认为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宗教并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高涨而消失,白族基层民众的宗教观念深层存在着一种"信魅"与"祛魅"互融并存状态,以及"信魅—祛魅"或"祛魅—归魅"的变迁过程。     

从规训到控制——“算法本体论”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探微

因凭数据资源赋予的强大权力，大数据算法崛起成为去中心式交互网络中的高效行动元，算法对个体生活交往架构的重塑为“算法本体论”时代的来临赋予了合法性基础，算法在幕后“提线”操控着网络主体价值观念的变迁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与意识形态治理的关键变量。传统福柯式的意识形态规训体制逐渐被算法时代开放式的多元主体控制矩阵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处境遭受严重挑战。为实现从算法操纵主体到主体控制算法的反转，从算法失位到算法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归，应协同加强数据治理，打通数据孤岛、深耕人机合作，推进技术升级、创新叙事形式，生产优质话语、完善制度设计，坚持主体自律以形成治理合力祛除算法之蔽，为走出“算法本体论”时代价值引领的迷宫提供阿里阿德涅之线⁽(1))。     

批判的继承与创造性的重建─—评《现代价值观念的追求》

批判的继承与创造性的重建─—评《现代价值观念的追求》张宏新旧世纪交替、传统文化厚重、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纷至沓来的现代及“后现代”西方观念，这些构成了整个中国当代社会包括价值观念在内转型的大背景。在同一社会内部，来源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     

论文化互动的类型——兼论"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类型理论实质上是以多变项描述和阐述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在文化互动频繁的当代社会,文化互动类型理论或许可以成为阐释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范式.文化互动有五种类型:同层级文化互动、异层级文化互动、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文化结构互动、传统与现实互动.这五种类型在"武陵民族走廊"都有体现.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动下,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的形式将更加复杂.     

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社会共识视角审视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为推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存在相互作用、动态演进关系,通过交易成本的负向效应,社会共识在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动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制度变迁引致的制度环境变化通过“个体认知—群体共识—社会共识”过程反作用于社会共识。另外,《土地管理法》修订（修正）历程表明,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社会共识经历了“匮乏—显化—强化”三个演化阶段,新发展阶段下,深化改革共识持续发酵。基于此,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应从事前、事中、事后环节逐步突破改革社会共识中存在的困局,凝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巩固制度改革思想基础;推动行动共识,破除制度改革利益藩篱;逐步形成一般化的制度共识,强化制度改革监督保障,为深化改革提供有利的共识基础。     

文化、传统与经济制度变迁——非正式约束理论与俄罗斯实例检验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习惯等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而影响着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变迁过程。用这样的观点分析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可以发现，俄罗斯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如臣民意识、依赖心理、平均主义思想，以及俄罗斯人脱离实际、容易空想的性格特点都在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变迁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俄罗斯非正式约束的理论分析有助于说明其急进市场化困难重重的原因，而对俄罗斯实例的研究，也有助于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约束理论本身。     

“三牧”问题的制度逻辑——中国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研究

在中国农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牧区也仿效农区,逐步推行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双权一制”为基本内涵的“草畜双承包”制度.就时间次序看,这一外部输入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对农牧区生产能力有一个短期的释放,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脱嵌于社会与自然,突出表现为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生计困难等“三牧”问题.文章对国内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对内蒙古牧区的调研,认为牧区生态的脆弱性、牧业生产组织的互助性、牧区草场内生的弱可分性,使得草原产权具有家庭层次的不可分性.因此,需要讨论以家庭为基础的明晰产权制度在牧区的适用性.基于资源属性和不可分性的基本判定,需要在认识牧区“共有资源”,“公益性”和“公用性”特征的基础上,寻求一种“私地共管”基础上的“合作共管”机制,通过“赋权”、“赋能”等市场重新嵌入社会和自然的努力,促进牧区的再组织化;采纳“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或许会成为缓解“三牧”问题有效途径.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三维审视

在全球传播语境中，文化交往和价值竞争等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建世界文化发展新秩序、推进全球文明治理变革的重要举措与题中之义。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应当在突出“问题导向”、聚焦“共同价值”、秉持“承创结合”的基础上，构建文化共融、主体共述、体验共情、价值共享的交互表达，不断构建中国叙事体系。     

刍议牟宗三的人性观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人性观从传统中走来，又结合时代问题做了新鲜地阐发和丰富，而根底却仍是儒家的心性之学及其规定的性善论，其对儒家传统家法精巧的“保守”，包含着学理和实践上极大的问题。要跳出牟宗三式的道德理性中心阴影笼罩下的人性论故辙，要落实“全幅人性”即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就要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幻相给予“除魅”，并推动人性观念向“生活世界”还原。     

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于福州市鼓楼区“一线处置”的考察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已然成为新时代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结合数字治理理论和赋能理论，通过对福州市鼓楼区“一线处置”社会治理改革的实践考察，描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数字技术赋能的一些实际情境、动态过程和多元网络，尝试搭建数字技术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之间“赋能关系”的分析框架，挖掘其生成逻辑与运作理路。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包括技术赋能、结构赋能、情感赋能三个维度，围绕资源整合、治理闭环、规则约束、权能平衡、协同共生、动力激活、情感扩散等内容，为打造高质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的组织形式更加松散;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使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日渐紧张;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使公共道德与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认同出现危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政策引导、制度创新、观念认同三个方面建立起发展目标明确、充满社会活力、利益结构合理、利益关系和谐、具有广泛社会认同的社会体系。     

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的组织形式更加松散;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使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日渐紧张;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使公共道德与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认同出现危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政策引导、制度创新、观念认同三个方面建立起发展目标明确、充满社会活力、利益结构合理、利益关系和谐、具有广泛社会认同的社会体系。     

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研究的主导观念 ———兼说民族性建设

文章就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着重分析市民公共文明的层级性及其理论依据;一年后的跟踪调查结果数据表明,这个指标体系构成有利于了解市民公共行为的薄弱环节和社会态度,有利于社会动员。文章的写作意图在于对民族性建设的思考。文中提出了两个主导观念:公共空间的表层与底层预设,公共文明的层级性预设。这种主导观念下的问卷结果经分析较好地揭示出,中国民族性变迁在实际地发生着;这个变迁经常是从“身边”开始;“身边文明”与“身边不文明”同时存在着;“身边不文明”更值得重视;公共文明的层级性构成隐含了民族性变迁的部分内容、有利于这种变迁的文化质素与不利质素都存在。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资源配置不太合理的大国里,要求人人事事都没有“身边不文明”表现,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条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不同国度生活规则的“尊严线”是必须恪守的;公共参与是公共文明水平提高的综合性要素,是应当着力倡导的人性呼唤。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