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莫言小说英译中国话语建构研究

文学翻译在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形象建构中具有包容、渗透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且具有更高的价值信任度和接受度，更加“润物细无声”。借助葛浩文的翻译和传播，莫言作品塑造的繁复且丰饶的话语体系成为世界“开眼看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葛浩文的译本通过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解构西方翻译文学强势话语，进而彰显中国文学特色话语，同时又选择性地顺应目标语话语语境，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话语传播效果。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充分利用本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立足本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吸纳世界多元文化的营养，以自信、自强的姿态参与国际话语场域的对话和交流，注重学理和实践创新，着力打造“融通中外”“和而不同”的中国话语，进而有效传播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忠诚的困惑与背叛的美德————论格雷厄姆·格林的国际政治小说《人性的因素》

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人性的因素》是以“冷战”为背景、借用间谍小说模式创作的国际政治小说。这个“不浪漫”的间谍故事明显通过对“邦德”系列小说的“反转”和“逆向”,实现了对“007”之类虚假英雄形象的“戏仿”和“背叛”,并深入讨论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个人天性是如何在惯性和误解中发生交集和导致悲剧的。格林提出了一种针对现代伦理困境的“背叛的美德”,鼓励人们对绝对判断和现成原则保持勇敢的怀疑态度,严肃地对具体生活和个人道德进行审查和思考。人性的因素和人权关怀不仅帮助人们超越国家间政治的种种弊端,而且可以开启人们相互同情和理解的智慧通道。     

主流话语外的民间表达——当代时政歌谣特质论

当代时政歌谣已成为主流话语外的民间表达,已体现为身不由己的“非文学”性,它的一切文学叙事因素都异化为功利要求的表达策略。作为主流政治话语在民间的异质化表达和显现,它又是旨在谋求平等话语权的一种压抑释放途径,它对主流话语构成一种“实践意识”的消解和反抗。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主体位置”与身份/认同政治

“主体位置”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揭示建构主体位置的话语权力机制;二是确立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践行了这两条路线。其中,“去除认同”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政治应当注意吸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关注人们在话语系统、意义系统中的位置,也要关注其在经济系统、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位置。     

从市镇表象到精神传达--鲁迅乡土小说创作形象中介论

鲁迅乡土小说的审美基调和内在的精神传达紧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异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模式.其中,以鲁镇为主要叙事场所的"市镇"表象构成了鲁迅小说的叙事中介.深入分析鲁镇的美学特征、鲁镇人物的内涵和鲁迅小说的审美风格,能够对鲁迅乡土小说的内涵和艺术成就作出新的阐释.     

鲁迅小说的女性意识

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创造了一个他那个时代的相对完整的女性世界,其中鲁迅寄寓了对中国妇女的深切同情,挖掘她们被扭曲、被践踏的根源,适当地批判她们的历史弱点,并执著地为她们的解放寻找出路。正是在关注妇女、写妇女的角度,鲁迅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鲁迅小说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以其文化批判和经济审视而极具深刻性。     

浅谈鲁迅小说"取法"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从冯雪峰的一个观点说起

在鲁迅小说研究中,许多人认为只有《狂人日记》“取法”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比较明显,其实鲁迅的“取法”不仅如此。他受外国许多作家的影响,但可贵的是仍保持了鲜明的民族性,因而具有其他作家所无法企及的思想的深刻性。     

梦中化城的永恒魅力--鲁迅、汪曾祺童年视角小说创作的"梦"境探讨

从"梦"入手分析鲁迅和汪曾祺的童年视角小说可以看到作为"醒者",鲁迅比较清醒深刻,他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艺术世界,又亲自将这层迷人的面纱揭开,使我们不致沉醉其中.作为"醉者",汪曾祺至善至美的创作追求使他的创作缺乏应有的理智,他用诗意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故乡美好的人和事,沉醉在梦中不愿醒来,作品缺少理性穿透力.两者童年视角小说创作所达到的美学境界也向我们揭示了艺术的真正本质恰恰在于其呈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鲜活意义,使人们获得了真善美所给予的力量.     

《藤野先生》“失真”探微

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中的叙述,与藤野严九郎本人的回忆相比较,存在“失真”之处。但这种“失真”并非有意“作伪”,而恰恰是鲁迅真实情感的流露。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藤野先生当年给予了他“雪中送炭”般的关心;另外,作者写作时诸事不利,也使回忆搀杂了许多心理因素,温暖之情再度升华。     

2015年中国鲁迅研究

2015年的中国鲁迅研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有关鲁迅的综合研究除了对鲁迅的“人”学思想、左翼文学信念、后期思想等的关涉，更多的是集中在心理、学术、艺术观等方面。对鲁迅创作的研究大多围绕小说、杂文、散文诗等文体和内容与艺术形式的专题进行。对鲁迅的比较研究在古今中外的多维度对照中广泛展开。     

论林译小说的话语系统

晚清时期,林纾的小说翻译影响之大可谓空前。大量的小说翻译实践使林纾形成了特色鲜明、自成一体的翻译小说话语系统。当然,林译小说的话语系统不是单一的话语形式,而是一种多维的"话语"形式,其中林纾的序跋话语、译本书名话语和译文文本话语极富特色,是构成其话语系统的主要元素。     

“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五四新文化倡导中鲁迅对民间宗教的双重体验

鲁迅作品呈现着“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基于败落家族后系子孙承受的“鬼”的梦魇的切身体验,鲁迅对“人鬼纠葛”的社会中人生悲剧的展示极其深入,显示出《新青年》同人倡导思想启蒙之不足;鲁迅作品同时又存在着一个“人鬼交融”的世界,这与他对“道教”与“道士思想”的区分相一致,根源于他早期思想中对民间宗教的肯定和追寻,是他审视和批判人鬼纠葛的社会根基之一,同时,又是在补救“五四”新文化倡导之局限。     

夜·雪·狂——鲁迅小说的艺术世界

鲁迅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为人所称道,他在作品中反复摹写孤寂、阴冷的意象,并且使用复调等手法来展现人物形象及其思想内蕴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着重从意象世界和叙述方式两个方面阐述其作品形式的意味。     

为"非人"争取"人"的抗争辩--再论阿Q的革命

在“人”的价值被普遍抹煞的社会,以解决自身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参加革命的农民阿Q,顽强地表现了“人”的价值。虽然他的革命带着浓厚的个人特点,但如果用革命家的标准去衡量其革命的“含金量”,去否定其革命的价值,这对阿Q及其类们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