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方式的现状与前瞻

“家庭养老”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供养方式的主要形式,而社会养老则是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方式的补充形式,养老的内容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顾和精神上慰藉三个方面。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传统的养老方式遇到了愈来愈严重的困难和挑战,未来中国农村将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体,社会救助、社会照顾和社会福利服务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老年人过上健康、幸福、长寿的生活。      

“集体供养”:集体产权改革后的农村养老新次生模式——兼论农村传统养老模式

在传统伦理价值沦陷的村庄,基于"反馈"理念下的家庭养老模式遭遇了变故,老年人只能开启"自养模式"。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丧失了竞争优势,老年人只能依靠在家耕种土地维持基本生存,实现个体养老。与内陆集体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不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由于集体经济发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用集体经济收益展开以村、组两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的养老供给机制。通过以村集体为单位为老年人购买养老保险,提供股份分红以及开展各项福利性活动,形成了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集体供养老人"的新次生模式。然而,研究发现,"集体供养"模式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因过度依赖村集体,家庭成员的养老意识明显下降;因集体股面临被取消,集体组织养老负荷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应同时重视发挥村集体和家庭的双重作用,要让老年人既能感受到村社集体的温暖,也能够享受家庭带来的天伦之乐。     

养老支持力中的"精神赡养"问题——试以"空巢家庭"为例

中国现正处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的社会转型时期,"未富先老"的国情使养老问题十分严峻。而在养老支持力涉及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三个方面,精神慰藉是赡养支持力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一个特殊的家庭模式———"空巢"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危机可以看出精神赡养问题的重要性。     

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研究

文章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并从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仍以供养型为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互惠型将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微观层面,老年人个体禀赋越低、文化观念越传统、健在子女数越多,则更可能身处传统的供养型的代际经济关系之中;家庭网络得分越高,代际关系越紧密,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游离型的可能性更小;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向下经济支持,呈现出抚养型或互惠型的关系。在宏观层面,社会保障的获得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经济资源的双向互惠流动。研究结果对于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前瞻性应对中国家庭养老风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机构养老发展探讨

养老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顾和精神安慰三个方面.长久以来人们关注的养老主要是其经济供养的方面,探讨的是养老金的来源及其比例分配的问题,很少涉及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精神安慰的方面.本文的重点就是关注家庭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在老年人生活照顾方面所各自发挥的作用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创造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发扬民族优秀传统 建立和谐代际关系

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外围、社会养老制度为保障的居家养老体系适合中国国情。家庭养老是以和谐的代际关系为基础 ,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离不开所有的家庭成员。尊重关心老年人 ,就是尊重人生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营造一个代际和谐、社会共享的生活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老年人作为社会的一员 ,要自尊、自强、自立 ,有能力的老年人要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活动 ,为社会发展继续作贡献。     

老年社会与老年住宅

老年人住宅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建立我国特有的高龄者居住建筑体系刻不容缓。本着"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实现养老社会化"的精神,应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建筑结构模式,以方便老年人居住与养老,达成促进社会进步的目标。     

人口老化与社会政策:中国人的“家”与养老研究

家文化、孝文化是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支柱。在比较研究中,Jia(家),family,home,household以及house/housing的涵义交叠但并不完全重合,造成养老研究中相关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西方养老模式同样既有明显差别又有潜在共同之处。中国家庭及其赡养功能的演变受到人口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影响,"4-2-1"家庭结构将转变为"4-2-2"家庭结构,这有利于未来家庭养老,但对于当前"婴儿潮"加"独生子女父母"这代人的养老,却是雪上加霜。家庭养老、养儿防老的功能日益减弱,仍然是一些政策与研究的基础。相比之下,西方的居家养老更强调老年人的独立生活与社会支持,而政府责任也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衰落以及社区照顾向家庭照顾转变而被忽视。必须跳出对家庭养老的历史缅怀或未来憧憬,切实解决这代老年人"不敢老"的紧迫问题,尊重他们非传统的养老意识和国际主流趋势,大力发展机构养老并探索中国特色的"寻家之路"。要真正地重视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国家的责任、社会服务的提供和老年社会工作专业的作用等,把各种养老设施营造成老年人的新"家"。非常时期针对"潮独"问题发展社会养老,这是当前积极开展老年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必然思路。而中国总体公共政策由"经济国家"向"后经济国家"的转变,为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最后,社会政策研究还要注意所谓"社会福利不可逆"的现象,以免这一有针对性的养老政策在将来过时并造成国家负担过重。     

社区养老“组团”服务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的小营街道有户籍居民9.7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19374人,占总人口的20%,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空巢、独居老人日益增多,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老年人养老服务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在2005年小营街道率先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基础上,2012年,小营街道又推出"1+2+X"互助化组团式养老服务运行新模式。街道现已建立敬老院3家,拥有床位224张;受益老人从2005年     

从“家庭养老”到“社区养老”

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亿,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功能退化,老年人面临包括生活照料、情感交流在内的全方位的护理、照顾,原先的“亲人照顾”这一简单模式,便不能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草案对家庭养老重新定位,将现行法“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崩’修改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即社区养老）。今后我国城市的传统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将会有所改变。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基于福建泉州、厦门两地的调查

对福建省泉州、厦门两市所属六区所做的调查表明,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有:奖扶标准过低、受益滞后;规范性不强,手续繁烦;与相关政策之间缺乏良好的统筹与衔接,产生了一定的"逆向"作用。据此提出完善制度的政策建议: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提高计生奖励扶助金额;简化计生奖励扶助制度受益对象的确定手续;完善制度设计,实现计生奖励扶助制度与其他惠民制度的良好统筹与衔接。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的绩效与不足——以厦门市同安区“金包银”工程为例

厦门市“金包银”工程在促进工业化、农村就地城市化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农民失地不失业、不失收，实不失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但尚处于探索之中的新模式仍不可避免在“银里”改造、“金边”管理、园区内配套的教育设施、服务设施规划布局等方面留下“后遗症”。为此，要有针对性地通过加快工业集中区内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创新管理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有效途径予以完善，最大限度地增扩该模式的绩效。     

论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偏好-从众”模型

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发展壮大实质上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并且遵循着“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理论假设,具有经济人的“利益偏好”倾向和社会人的“从众”倾向。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的参数框架,完全可以建构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偏好-从众”模型。     

“生物自然力”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及其环境法学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自然力理论为指导,从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生物安全、生态农业、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环境法制研究的热点或准热点问题中剖析出了“生物自然力”;探讨了“生物自然力”提出的必要性及其内涵。马克思主义自然力理论的拓展——生物自然力的提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环境法制建设的创新性、具体性衔接,有利于在“自然力——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原理基础上,讨论、解决与“生物自然力”有关的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制建设问题。     

苗族古歌中的土地与土地居住权

苗族的村寨居住权和土地所有权是苗族在迁徙和开拓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历史过程需要借助于苗族古歌所演唱的内容和族群记忆。苗族古歌中的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各族群或家族对土地居住权的竞争,随着人口的繁衍,苗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地继承和交换体系。苗族古歌中所反映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和姻亲网络基础之上的,土地的继承依靠"父亲-儿子"之间的父系传承,而交换体系是一种作为"礼物"的"姑娘田",随女儿进入婆家,又随姑妈之女的还娘头回归舅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苗族原有的土地交换体系,从而出现土地交换的两重性格局,既有作为礼物的土地交换体系,又存在作为财富的土地货币市场。     

2011年延安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且县域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所以推进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基础。以2011年延安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为研究对象,从空间、经济、社会三方面构建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均方差决策法以及聚类分析法进行分析,发现延安市内部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差异较大,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其中城镇化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城乡安全饮用水普及率比的权重较高,对各县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影响较大。     

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开荒动员述论

陕甘宁边区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将边区的内部移民和外来难民、边区的老户农民以及“二流子”和妇女都广泛动员起来开荒生产。这不仅为减轻边区人民负担、为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一贯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     

试析黔中经济区与国家发展战略

贵州省近来明确提出将按照以贵阳市为中心、迅速培育黔中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将不断优化城镇发展布局,加快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梯次明显、优势互补、辐射作用较强的城镇体系。针对这一经济区历史考察和现实发展需要,提出黔中经济区战略构建上能够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可以使全省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这在老少边穷的贵州省兴办经济开发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黔中经济区,既能又快又好的发展,又能更好更快的迈上新台阶。     

垄断国企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垄断国企内部的高收入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引发了不少社会成员的不满。从2004年启动的，连续拖延了10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再被搁浅，迟迟难以获得通过，其根本原因，是包括少数垄断国企高管们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阻挠的结果。垄断企业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是社会不同阶层的代表，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函数，因此会通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采取各种形式的努力，相互竞争、相互博弈，以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目前看来，垄断国企集团虽然数量少，但规模较大，由于存在与政府规制集团利益的“共容性”，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话语权，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当前，中央关于限制垄断国企高管薪酬的“破冰之举”，有助于打破垄断国企利益集团的优势地位。     

城乡住房“准公共品化”与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

现行城市住房“过度商业化”模式给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巨大负面效应,农村住房“自建”模式亦不利于农村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而城乡住房的“准公共品化”将使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更有效率,住房“准公共品化”政策的关键是在盘活现有存量房的同时,由政府向市场提供大量的平价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