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农业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探析——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近年来,民族地区农村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形态。但随着民族地区农村特色农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等问题。例如,特色农业发展中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残留地膜;农村生活源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及特色农业发展所导致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族地区农村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可通过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建立立体生态农业和循环发展的模式、建构"政府—企业—科技"一体化统一防治链条、"合村并点"等措施来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模型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得益于技术进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实现了小幅增长;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和科研投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此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会显著阻碍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该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以及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就业和创业等途径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安徽省大别山农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安徽省大别山地区属于重点贫困地区,农业发展较为落后。通过对安徽大别山地区7个县域的农业数据研究,采用计量逐步回归的方法,探究影响安徽省大别山地区农业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老区农村用电量、播种面积、农业机械化水平、化肥施用量、粮食产量等因素能促进该地区农业发展,而农村从业人数、农用塑料薄膜施用量、旱涝保收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对老区农业发展的影响较小。提出通过完善老区农村电力设施建设、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提高以化肥施用为代表的农业技术推广等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老区农业发展。     

二元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

中国正处于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至关重要,根据二元经济结构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和各地实际情况,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村可以分别采取发展农村民营经济和小城镇,城市化和发展城镇群的战略措施,调整城乡社会结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策研究

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与西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调整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本文着力分析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并提出了基于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路和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辽宁省西北欠发达地区农业增长问题研究

在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欠发达地区农业增长联系起来研究,选取辽宁省西北部31县区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和农业科研等农村公共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建立全要素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析验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欠发达地区农业增长是否具有重要作用以及各类农村公共产品对其农业增长都有怎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家和地方有限财力的现实,为政府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政策性建议。     

水旱灾害对清末安徽淮河流域农村社会的影响

清末时期,安徽淮河流域水旱灾害频发,对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农作物的破坏,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损坏,对农业劳动力的伤害,造成农业人口的大量流动,扰乱正常的农村经济秩序和农村社会秩序混乱动荡等方面。     

民族地区“三农”发展转型、问题转变与治理转换——基于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比较分析

民族地区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对比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逐步实现了从"生存型农业、传统乡村、温饱生活"向"市场型农业、社区型农村、小康生活"的转型,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从"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普遍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转变为"农业生态退化、农民生计脆弱、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因此,政府应调整"三农"问题整体治理思路,实现农业生态退化问题合作治理、农民生计脆弱问题社会化治理和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问题法治化治理,全力推动民族地区"三农"现代化发展。     

韩国教育制度及其借鉴

通过对韩国基本教育制度、农业教育制度的研究 ,结合韩国“新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讨论我国教育体制和政策 ,即现阶段我国应更加重视农村社区教育 ,激发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 ;确立农业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 ,保障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的先进性 ,逐步改变在世界农业中“大而不强”的局面 ;切实保障农村地区在义务教育制度中的公平性原则。     

巢湖流域农村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探讨——以巢湖流域内环境保护为视角

巢湖流域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区域,巢湖流域生态补偿,很大程度上是流域中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补偿。巢湖流域应以农村地区环境与流域水资源保护一体化为原则,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包括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等系列补偿措施,实现城乡协调、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演进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目标模式,即:1949-1978年以政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1979-1994年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1995-2002年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兼顾社会增长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2003年至今的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目标模式.2003年提出并经发展完善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就蕴涵着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目标模式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人的解放学说的历史视野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从人类实践论出发,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把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把社会发展的持久源泉归结为人的活动的展开,把社会发展的一般状态规定为人的自由的获得,把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定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在历史本体论的层面上认定,社会发展是人类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所采取的存在形式与所经历的活动过程。这样,就为社会发展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历史逻辑,突出了社会发展本质上的主体性与属人性,强化了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二重性意义,为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灌注了浓重的历史感,从而建构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严密体系。     

论文艺的科学发展观及文艺制度的建设

文艺的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中,指导延安文艺、新中国文艺、新时期文艺及文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文艺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为文艺的社会发展观、文艺的科学辩证发展观、文艺的创新发展观和文艺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措施、法规及其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文艺制度、体制、建制、机制的实施,保障了文艺的健康顺利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文艺及文艺制度发展模式。     

发展内涵及其马克思主义重点论定位

“发展”是一个历史变迁中形成的概念。从宏观层面上说,发展是指国家或社会由落后向先进、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发达向发达、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进步过程。发展观是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大体包括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是发展内涵的马克思主义重点论定位。     

人类发展观的演进——从经济增长到科学发展

人类发展观的演进经历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四个阶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发展和创新,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革命。     

论毛泽东的发展观

该文从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方面系统地简述了毛泽东的发展观。关于发展的目的,毛泽东认为包含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现代化;关于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认为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关于发展的阶段,毛泽东提出任何社会都是划分为一定阶段的,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关于发展的方式,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采取高速度的办法来实现发展;关于发展的规律,毛泽东主要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探讨。     

绿色发展及其实践路径

从黑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发展,关于发展的概念与理论假设发生了重要转变。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道路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推进。绿色发展具有多层内涵,中国实现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转型兼具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实现绿色发展必须从科技创新体制和绿色企业文化建设、政策变革与制度建设、公共政策伦理建设和消费文化建设等实践路径着手推进。     

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刍议

对于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旧的发展观主要有“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两种基本观点。他们虽然在社会发展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根本上是片面的、消极的,若以其引导、规约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势必造成社会发展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综合的文明发展观。因此,衡量社会发展或进步也应该以社会“综合的文明”为尺度。所谓综合的文明是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夸大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     

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选择的制度特性

虽然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推动力、拉动力和加速力,奠定了城市发展平台,但却绝不是唯一的动力。制度同样是城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城市发展的深层本质,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依据和重要资源,它可以加速或延缓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制约城镇化发展的质量、速度和规模。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条件和背景,使我国选择了与世界城镇化一般发展模式不同的制度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迁,日益显露出了矛盾和问题。适时地转换和创新我国城市发展制度,及时调整和规范城市发展制度体系与内容,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是促进和实现我国城镇化健康、有序、高效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实践路径。     

论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的演变

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是人类历史永恒的话题。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坚持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不断对社会发展动力观进行发展和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发展动力观，即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观、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观、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观和胡锦涛的和谐动力观。这些理论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