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的乱象及其应对——写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初

政府环境问责是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然而,在我国的政府环境问责实践中,普遍存在“重企业主体责任,轻政府监管责任”、“重基层直接责任,轻部门主管责任”、“重环保主管部门责任,轻环保分管部门责任”、“重环境监管责任,轻党政领导责任”等问题,且有政治责任法律化和法律责任政治化等乱象,以致政府环境问责缺位、错位、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为走出当前困境,我国应按照职责明晰、权责一致、党政同责、各担其责、终身追责、依法问责、公平问责和尽职免责的原则,健全和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规则,强化政府环境问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新环保法中的政府环境职责省思

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缘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及环境公共信托理论.新环保法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之规定提到总则之中,增加了政府多方面的职责,确立了政府环境职责的初步框架.但仍然存在以下缺陷:地方政府职责多,中央政府职责少;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政府职责碎片化,领导、支持、协调职责不突出;监督与问责权限被削弱或取消;弹性职责多,具体措施少等.为落实环保基本国策及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庄严承诺,需要做到:将中央政府确立为环境质量责任主体;建立较为明确的、合理的府际职责分工体系;加强政府的领导、支持和协调责任;恢复上级政府的处分权力;制定可操作性强的配套制度等.     

应急管理多主体的治理责任:确责、履责、问责

应急管理治理主体在应急管理实践中暴露的矛盾现象,反映了应急管理主体责任体系在确责、履责和问责环节的建设不足。基于治理理论,梳理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应急管理中的基本责任;基于管理机制理论,厘清了四类典型突发事件中各管理主体的主要分工和责任,明确了应急管理履责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分析问责制度的问责依据、对象、流程和原则,提出各个环节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针对确责、履责和问责3个环节提出了构建应急管理治理责任体系、完善常态化全流程风险监控、健全纠错容错机制和问责追责机制等建议。     

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是指问责的对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立足于当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责任体系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道德责任和说明责任六种责任类型,并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     

中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中的政府职责——基于环境信息发布职责为重点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主导地位。目前,中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中,存在着公众参与机制与利益脱钩、重要参与制度实施不到位、环境信息公开问责中的公众缺位等诸多缺陷。鉴于公众参与的价值以及政府的重要作用,以信息公开制度为重点,以完善政府信息发布职责、政府信息发布问责制度、政府内部政绩问责制度为内容,建立完善的政府责任体系十分必要。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表现、成因与对策

借鉴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从个体、组织、个体与组织关系三个层面可构建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从该框架来看,问责对象不精准表现为:在个体层面,以问责一般干部代替问责领导干部,以问责现任领导干部代替问责时任领导干部;在组织层面,以问责下级组织代替问责上级组织,以问责属地机关代替问责垂直管理部门;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问责与集体问责相互代替.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成因包括:在个体层面,混淆执纪对象与问责对象,终身问责机制不健全;在组织层面,职责同构的政党职责体系,垂管部门滥发"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与集体责任划分不清晰,避责策略的消极影响.其治理对策在于:在个体层面,区分执纪对象和问责对象,健全终身问责机制;在组织层面,构建职责异构的政党职责体系,清理垂管部门发布的"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清晰划分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以集体问责和个体问责配合使用抑制避责策略.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略论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的整体设计

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已经从一个特殊阶段进入到一个制度化阶段,但在其发展和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客体容易混淆、机制衔接不到位等需要解决的难题,中国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因此,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设计,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效力,大力强化党政领导对执行制度的思想认识,每个职能部门应该将问责职责落到实处,大力强化问责制度的监督机制、追究机制、领导机制和考核机制,对问责制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同时强化和提升问责制度效果评估的力度.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完善——党规与法律的互补与融贯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职责的重大制度创新，该制度横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目前仍存在规范逻辑冲突、价值标准不一及引导功能不足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及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资源，真正有效发挥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评价及引导功能，应实现损害追责制度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互补与融贯，即推动达成损害追责关联规范一致性，以法律评价体系的价值目标为导向，将依规治党与政府自我规制相关规范融入法律价值评价体系中，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制边界和作用范围内构建、整合损害追责制度。具体实现路径上，可通过体系化解释准确划定追责对象范围，区分规制功能以党内法规对党内事务进行规范产生的溢出效应提升政府法定履职能力，对责任形态进行类型化梳理，明晰各类型责任认定标准与担责形式，从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从汉字之“象”论古典艺术中的“实象”与“虚象”

如同汉字一样，艺术中的形象来自对自然物象的模拟。自然物象或有形，或无形，在有形中化其虚，在无形中求其实，这种思维源自汉字的象形思维，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代表着艺术创造的完美至境。     

从《庄子》内篇中“息”“止”等词的用法看《逍遥游》“六月息”的含义

《庄子·逍遥游》中“去以六月息”的“息” ,前哲时贤或释为“休息” ,或释为“气息 ,指风”。从对《庄子》内篇中“息”及与之相关的词的用法统计中可以看出 ,《庄子》内篇中 ,凡“停留 ,止息”都说“止” ,不说“息” ,“息”最主要的用法是作名词或动词 ,意为“气息 ,呼吸”。所以 ,这个“息”应采取第二种解释 ,“去以六月息”意为“(大鹏 )离开北海要凭借六月的大风”。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庄子 · 天下》道术与方术考

单纯从学理上去阐述"道术"与"方术"的内涵,会与《庄子·天下》文本产生诸多的矛盾冲突,其实"道术"与"方术"主要是学术分期的概念,《庄子·天下》作者根据他所接触的古代文献和思想史材料总结提出了这一创造性见解,而且在这一学术分期的背后实际上对应着思想史的真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这一学术分期的提出并不是《庄子·天下》作者的凭空杜撰.《庄子·天下》实乃我国先秦学术史上当之无愧的一篇极重要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