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走私犯罪的特征及其惩治

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走私犯罪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特点。为适应惩治走私犯罪之司法实践的需要,中国内地立法和司法领导机关不断创制、修改、补充和调整法律、司法解释,构筑了目前我国惩治走私犯罪相对完备的罪名体系,体现出法网严密、惩罚严厉等惩治特点。但是,从科学合理和发展的眼光来考量,走私犯罪中关于武装走私行为的定性问题、增加保税货物的种类问题、不准确关键用语的修改问题、限制和废止死刑问题等方面的立法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新《刑法》对盗窃罪的修改及其在适用上的有关问题

盗窃罪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罪名,其犯罪手法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盗窃犯罪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刑法》及时对“盗窃犯罪”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对此作一浅谈。一、新《刑法》对盗窃罪的修改盗窃罪是一个传统罪名。我国1979年《刑法》第151条就对此罪作了专门规定：“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顺应了当时同盗窃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在打击盗窃犯罪,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经济刑法刍议

一经济刑法是违反经济法规,情节严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刑法规范。从西方刑法发展史来看,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交往少的农业社会,侵犯财产关系的犯罪是经济犯罪的基本形态。到了近现代的工业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经济来往频繁,多种票据、信用手段应运而生,经营组织由合伙发展到各种法人组织,乃至超出国界的跨国公司。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犯罪的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来刑法对财产方面犯罪的规定已无     

入世将日臻完善我国商标犯罪的刑事立法

我国现行商标犯罪立法的特点与不足对於商标犯罪，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第127条就规定有假冒商标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特别是我国分别於1985年和1989年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议》之後，国际、国内的新情况都需要对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刑事法律作出调整，以便适应国际、国内情况发展的需要。为此，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於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对1979年刑法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1997年…     

博采众长 推陈出新—— 《单位犯罪研究》评介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 ,是随着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的。单位犯罪是随着法人制度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被引进刑法领域的。我国 1 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问题。改革开放后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1 98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走私罪的主体。此后 ,相继有 2 0多个单行刑事法律和民事、经济、行政法律规定了单位犯罪。但这些基本上属于刑法分则的规范。 1 997年修订的刑法在总则第二章增设一节 ,对有关单位犯罪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作了明…     

法人犯罪特别诉讼程序之研究

一、引论诉讼主体由单一到多元、由单面到多层,是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刑事诉讼主要反映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协调的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利益,作为犯罪主体的仅为自然人.法人是发达商品经济的产物,当它在现代社会日益普遍化之后,其作为犯罪主体出现并日益社会化是自然的事,因此,决定了其必然要从民事诉讼领域跨入、扩张到刑事诉讼领域.由于法人犯罪是国家利益、法人利益、个人利益相互冲突的产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又需要大批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这就使运用刑事诉讼来调整国家和法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在这种背景下,首先是英美法系国家开始在立法中作了有关法人犯罪和刑事责任规定,接着,大陆法系国家也相继在自己刑法中规定了法人犯罪条款.即使是属于罗马法系的法国刑事立法,虽然过去因恪守罗马法中的“拟制说”,一向否认法人得以构成犯罪主体的可能性.但在二战后,情况也发生     

赃物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随着财产、经济类犯罪的增多，近年来有关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的犯罪活动也呈不断上升之势。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赃物犯罪，也为了惩治盗窃、抢劫等相关犯罪，立法机关从犯罪对象、行为方式、处罚力度三方面对1997年刑法的第312条进行了补充与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法条与赃物犯罪的司法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之处，使赃物犯罪的立法趋于完善。文章从赃物犯罪的犯罪对象、罪与非罪、罪数问题个方面对赃物犯罪作了探讨分析。     

盗窃罪新解

《刑法修正案(八)》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考量,降低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等归为盗窃罪,扩张了盗窃罪的犯罪圈。随着盗窃罪的修改,相关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为此,需要对盗窃罪进行重新解读。     

刑法修正案立法权违宪之思考

比较单行刑法而言,刑法修正案是一种比较好的立法模式。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主体,其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甚至制定新的罪名,却有违宪之嫌。作为一种补充立法模式,刑法修正案如果是对刑法典中某一条文或某一部分进行修改或补充,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但如果是增加新条文、新罪名,则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相关法律。     

网络犯罪的嬗变与刑法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分析起点

为回应愈演愈烈的网络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原有刑法规定作出大幅修改,对于网络犯罪行为的扩张、主体的扩张、结构变化均作出细致规定,有其重要意义。同网络犯罪的事实嬗变相比,《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还需要在注重协调网络犯罪多变性与刑法稳定性的视角下,根据网络犯罪的法益、行为范围和共同犯罪结构的变化,构建科学完善的罪刑规定体系。     

论我国涉民族关系犯罪的立法完善——以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为切入点

我国刑法第249条对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规定,对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条文简单、笼统的规定与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破坏民族关系的行为越来越不相适应。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犯罪客体与本罪在实践中出现的多种犯罪行为性质不符,并且由此导致本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定位不准确。同时,该罪与其他煽动型犯罪相比也存在着不符合煽动型犯罪的一般特征与缺少相对应的实行行为犯罪的问题。在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日益紧密结合的今天,刑法对本罪的简单规定也不利于国家对恐怖主义的严厉打击。因此,我国有必要对包括本罪在内的涉及民族关系犯罪进行立法上的完善。     

单位犯罪主体面临的新挑战——由“新疆-法院涉嫌单位受贿案”切入

从1987年《海关法》首次将单位作为一种犯罪主体至今，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已有20年的历史。在这20年期间，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诸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企业以及临时性组织等新的经济实体组织形式，这就对传统的单位定义提出了挑战，进而对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提出了新的要求。     

山东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初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移,山东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已经摆脱产品经济的羁绊,步入商品经济的轨道,农村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结构优化模式初见端倪,社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但是,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进一步加以解决。     

论持有型犯罪的主客观特征

持有型犯罪是新修订的《刑法》规定的一类犯罪。目前 ,在刑法理论上对这一类犯罪的行为方式到底应归于作为还是不作为 ,抑或是第三行为方式以及这一类犯罪在主观上是否具有罪过性争议较大。本文着重探讨了持有型犯罪的行为方式归属以及其所具有的客观行为性和主观罪过性 ,这无疑有利于我国刑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单位犯罪逐渐进入了我国刑法研究领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单位犯罪主体的研究也越来越多。20年过去了,随着新《公司法》的出台,尤其是其中对一人公司的新规定,又引起了新的一轮对单位犯罪主体范围的讨论,本文将从我国刑法第三十条有关单位犯罪主体的规定从发,以构成单位犯罪主体所需满足的基本条件为中心,结合国外有关法人犯罪主体范围的规定,得出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因此,本文的重点将是在我国构成单位犯罪主体所需满足的基本条件有哪些,以及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现状,符合这些基本条件的主体有哪些。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需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我国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情况，高新技术发展迅速，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情况，高校技术发展迅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犯罪定义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定义是：“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①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作为犯罪定义的组成部分不准确,也不宜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②“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它主要是立法者的犯罪标准,而公民和司法人员只能服从刑法;③判断是否犯罪的标准只能是刑事违法性。笔者对犯罪定义的新表述是：“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当承担（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以计算机为手段的财产犯罪的既遂认定

以计算机为手段实施的财产犯罪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新的财产犯罪形式,由于这种犯罪形式的特殊性,在判断该罪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上,刑法理论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基于对外国立法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刑法理论上争议的考察,我国刑法应当以行为人修改数据的行为实施为该罪的着手时间,依据行为人对于其所虚增的财产数据所代表的财产是否实现了事实上的控制或者支配为既遂的认定标准,严厉打击以计算机为工具实施的财产犯罪的未遂行为。     

关于经济刑事法律宏观完善的若干问题

我国的经济刑事立法,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分别采用系统修订刑法典、创制特别经济刑事法律、发布刑法修正案以及进行经济刑事立法的解释与编纂等几种立法方式,但不宜制定单行的经济刑法典;法人不应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现行经济刑法规范中关于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规定应予修改和删除;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制度应注意向轻重适度、重视财产刑与资格刊的方向发展与完善;立法中对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尽可能地明确化。     

试论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加强和完善对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首先应当着眼于修改完善已有的刑法规定,使之更具严密性、合理性,以适应有效惩治网络犯罪的需要.同时应该把司法实践中超越司法解释权限但具有合理性的解释性规定,上升为刑法规范.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讨论进一步增加惩治网络犯罪的新立法,才具有现实意义.制定新的刑法规范,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有必要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犯罪,但应当进行整合,防止罪名过多,防止出现漏洞;对于网络犯罪的预备行为,应该遵循已有立法的规定方式,根据其目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来处罚,而没有必要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对于由单位实施或者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网络犯罪,应当视为自然人犯罪,直接处罚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而不宜作为单位犯罪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