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效率DEA的两阶段法及其在服务业评价中的应用

针对CCR模型只将决策单元分为有效与非有效的不足,提出超效率DEA模型,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决策单元效率值的深层因素;运用超效率DEA的两阶段法,对我国一些省、市、地区第三产业、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服务业发展的深层因素。     

中国区域工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

运用中国28省(市)1995—201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和DEA-SBM模型,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门槛面板模型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判断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选取。结果表明,东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中部环境规制与能效呈扁平U型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最优规制区间。对比当前规制力度可知,现阶段东部可在现行规制标准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中部可以考虑适度加强环境规制;西部,内蒙古等5省规制强度有待提高,贵州等省份则需谨慎对待规制强化,可以更多考虑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等手段来促进双效率的提升与改进。     

中国天然气工业上市公司的三阶段DEA效率演进

天然气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企业巨额投资的回收以及天然气用户的使用。深入研究中国天然气市场现状,分析市场发展瓶颈,定量研究天然气企业的经营效率及影响因素,积极探索中国天然气市场的正确发展思路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根据2000-2011年间中国天然气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分析其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研究发现,50%以上的样本公司均未达到有效前沿,而导致技术效率（TE）低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规模未处于最佳状态,即规模效率值（SE）偏低。纯技术效率值（PTE）整体较高,说明各天然气公司主管的经营管理整体效果较好,未发生重大决策失误,且该效率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较小。规模效率值（SE）整体波动则最为明显,且波动路径与技术效率（TE）值的波动路径几乎相同。     

区间DEA决策单元排序方法改进研究

运用传统方法对区间DEA中的决策单元（DMU）进行排序时,会出现区间DEA有效的DMU具有相同效率值的情况,因此无法对所有DMU进行完全排序。借鉴效率值判别分析（DR）方法对区间DEA中DMU的排序方法进行了改进,形成了区间DR／DEA方法,通过利用该方法求得的因DMU不同而各不相同的效率值,达到了对区间DEA中所有DMU进行完全排序的目的,最后给出了一个算例。     

基于DEA分析的中国苹果生产效率实证研究

基于DEA模型的分析,利用2005～2012年苹果生产的成本和收益面板数据,将中国6个苹果主产省作为决策单元,对近年来我国苹果产业的投入产出有效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2005～2011年我国苹果产业的生产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主产省中,陕西省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值最高,且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处于最优状态,其它省均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山东省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山西、辽宁、河北及河南等省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中国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效率研究

采用三阶段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对2011年中国31个省、区、市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进行效率评估分析,结果表明: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加有利于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效率的提高;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量的增加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所需劳动力的减少,不利于投入资本的减少。在不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文化市场经营机构的总体综合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大部分省、区、市的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效率处于“低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型”,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是影响多数省、区、市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各地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效率居中,西部地区效率最低。     

中国区域碳排放绩效评价与差异分析

建立考虑资源禀赋限制的全要素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十一五"期间碳排放绩效予以评价,在此基础上梳理各区域碳排放绩效演化特征,进而把握各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差异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十一五"期间,中国整体碳排放绩效保持较高水平,但提升速度相对较缓慢;三大地区中,东部地区绩效最高,西部地区提升速度最快;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间在2006—2009年差异较稳定,之后呈发散态势,东部地区与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中部地区发生α收敛,西部地区差异变动较大,三大地区间的差异变动较小。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我国中医类医院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与评价

通过DEA-Malmquist模型对2012-2017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医类医院运行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以期为我国中医药卫生资源合理配置和规划提供参考。结果显示,我国中医类医院运行效率总体状况良好,2012-2017年全国中医类医院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年均上升0.4%。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效率值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技术效率降幅明显,应重视规模报酬和资源配置问题;中部地区纯技术效率滞后问题严重,但规模效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改进方向应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医院管理水平为重点。     

互联网建设对我国医疗资源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以全局Super⁃SBM⁃PVAR为工具

为给我国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针对性建议,文章基于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医疗卫生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全局非导向超效率SBM(Super?SBM)模型测度医疗资源服务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建设对我国医疗资源服务效率的影响,并通过效率分解的形式,考察互联网建设对我国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建设整体上提升了我国医疗资源服务效率,这是因为互联网建设整体上对我国医疗资源利用效率的促进效应超过其对规模效率的抑制效应,但各项具体指标会产生差异性影响。据此提出,政府在加速互联网整体建设的同时,需要考察各项建设指标的具体影响,及时对各项指标的投资建设进行调整。     

基于SFA的我国医药制造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以我国医药制造行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基于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模型（SFA）,客观地估计了我国医药制造行业各省市五年来总的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但效率值较低,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接近,但导致效率不高的原因大不相同。所以,国家应加强宏观调控,企业应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各区域间应相互取长补短,加强合作。     

低碳约束下中国流通业效率的区域差异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测算

发展低碳型绿色流通是提升流通业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流通体系需要对流通业的真实运行效率进行客观评估。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指标纳入模型,在剔除了环境噪声和随机干扰后,利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我国流通业效率的真实水平,并基于此探讨了我国流通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通业效率总体水平较低,规模无效是导致流通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各环境变量对流通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中,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地区开放程度与流通业效率正相关;城市化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政府干预度与流通效率负相关。考察期内,流通业综合技术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流通效率表现为上升趋势,其他地区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流通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空间差异,地区内部差异大于地区间差异,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最小。     

制度供给与中国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绿色创新带来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回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是实现资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利用绿色创新随机前沿模型和201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和比较,并着重对不同类型的制度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地区间绿色创新效率差异较大,整体上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从变化趋势来看,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有所提高,地区差异逐步减小。（2）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与各类制度正相关;其中,知识产权、金融、环境和财政制度的影响显著,尤其是金融和财政制度的影响敏感,而基础法律制度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控制变量、要素价格和市场结构对绿色创新效率也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对RCEP成员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研究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市场化阶段,RCEP成员国将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增量市场。在分析中国对RCEP国家新能源汽车出口情况的基础上,选取2012~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得到中国对RCEP国家的出口效率及出口潜力。结果表明：RCEP成员国经济规模、双方人口规模、共同语言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有正向影响;成员国班轮航运连接水平、政府监管质量和非关税措施等改善会促进贸易效率水平的提高;中国对RCEP各成员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效率逐年提高,但成员国之间存在异质性,与越南、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出口效率较高;中国新能源汽车贸易极具潜力的RCEP成员国市场是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经济体。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石油进口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效提高石油进口贸易效率及潜力是新时期保障中国能源和经济安全的重要议题。文章利用1998-2016年中国对42个主要石油进口来源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有效识别中国石油进口贸易的非效率因素,并测算中国石油进口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石油进口贸易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且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贸易效率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蒙俄哈区域的贸易效率最高;石油进口来源地的政府治理和区域性组织OPEC有助于减少中国石油进口贸易效率损失,而区域政策安排如"一带一路"倡议和WTO则会降低贸易效率损失的不确定性。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分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业融合发展的出现又必然形成新的分工，分工和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研究分工问题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在揭示分工、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前提下，基于分工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8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正从低水平起步阶段迈向加速发展阶段，分地区的整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而增长速度呈现“中西部高于东部”的区域格局。对2006—2018年的中国农村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显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总体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改进空间仍然很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农村交易效率测度结果的基础上，使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率显著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提高1单位，会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加0.141 9单位。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农村交易效率较低(即低...     

基于DEA的中国科普投入产出效率初步分析

文章介绍了中国科普投入产出的基本现状,结合中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中国科普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框架.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选取了中国科普统计2006-2013年间的数据,分析评价了中国科普投入产出效率,得到效率有待提高的初步研究结论.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瑞典养老金名义账户制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制度适应性效率视角

随着全球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瑞典率先进行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行了名义账户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中国养老保险实施的统账结合基金筹集模式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存在着统筹层次低、隐性债务和个人空账等问题,为提高制度的适应性及效率,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文章运用制度适应性效率理论,将瑞典养老金名义账户制与中国现行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结合中国国情,得出名义账户制在中国既具有制度适应性,又存在制度适应性效率缺失。据此,我们应优化制度供给,推动制度动态改革,注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提高名义账户制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金名义账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