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野草》的艺术技巧

鲁迅说过:“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三闲集·怎么写》)鲁迅这段话是很符合艺术辩证法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主义的倾向只能对艺术形式本身起破坏作用。散文的写作,要从内容出发,自由活泼,挥洒自如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抒发感情。形式上,要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如果离开了内容的需要     

思维与实践：鲁迅文化选择的逻辑认定

思维形式是人类对客体及自身认识的方法,是人的思想借以实现的形式.鲁迅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还在于他为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一种具有现代素质的思维形式.鲁迅的文化选择包括价值判断和价值重构两个过程,因此,这就本然地决定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思辩过程,而是一个思想的实践过程."执着现在”成了鲁迅思维逻辑的主要时态,而且他力图把这种实践性原则作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导向和思维路线,实践由此成为鲁迅辩证思维逻辑系统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和最终运动目的.他与同时代人的思想斗争,不仅来自于思想内容上的不同,也来自于思想方式的差异.     

浅论林贤治散文理论

文章从3个方面论述了林贤治的散文理论:一是对鲁迅杂文理论的继承和深化,认为林贤治受鲁迅影响而形成了散文观念;二是散文批评,从林贤治对其他散文作者的评价看林贤治的散文理论;三是林贤治对散文史的书写,从《中国散文五十年》窥探其对中国文化生存空间别样的反思。     

寂寞夜空的沉思--浅谈鲁迅散文《好的故事》之艺术特色

本文通过鲁迅散文<好的故事>的分析,以图管中窥豹,探讨其散文独特新颖的艺术形式,挖掘其在社会转型期深刻凝重的思想内容.     

梁实秋散文理论批评平议

作为理论批评家的梁实秋 ,他的散文理论批评颇富真知灼见 ,是他整个理论批评中很有特色的部分 ,对五四以后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想与自由主义政治取向使他的散文观存在明显的局限 ,使他对某些散文家特别是鲁迅的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偏颇。有的研究者认为 ,他到晚年很后悔当时的看法。其实不然。梁实秋 60年代以后的《关于鲁迅》等文章表明 :他对鲁迅及其杂文的评价一直没有改变。     

“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野草》与张承志的散文创作

鲁迅的《野草》 ,不仅催动了张承志的散文创作的新探索 ,而且唤起了他的大散文意识。与其说张承志在解读鲁迅时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不如说他是在鲁迅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我” ,这绝非单向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是心与血的沟通和回应。于是 ,张承志的散文越来越烙有了鲜明的《野草》遗风 ,甚至一些具体篇什都可作比照性阅读。尤其是两人对散文文体的认同 ,既是鲁迅对张承志散文创作基质的深层召唤 ,也是张承志对鲁迅大散文遗产的文体彻悟 ,更是彼此心灵的默契与精神的共鸣。可以说 ,鲁迅完成了《野草》 ,也将一个真实的鲁迅留给了后人 ,张承志借《野草》体认了鲁迅的真实 ,更成熟了一个散文家的“自我”。     

重要的借鉴——先秦散文一瞥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散文发展长河中,先秦散文,是它的滥觞。这一时期,散文这种艺术形式,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由最幼稚而单纯的卜辞,发展到有完美艺术形式的史传文和理论文,从而奠定了散文这一艺术形式的完美坚实的基础。     

从《诗文自警》看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

《诗文自警》辑佚十五则,系统地反映了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儒家的“中和”思想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理论的基石,“不随人后,自成一家”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的创新追求。在立意与遣辞的关系上,元好问凸显“意”的表达。同时他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处理散文写作艺术技巧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表达独到的散文审美接受理论。     

艾青"诗的散文美"理论的再思考

"诗的散文美"理论是艾青诗论的核心.艾青"诗的散文美"理论是形式上的口语化和内容上的形象化相统一的完美结合体,而这二者又都是为充分表现诗人的主体情思服务的.     

精神是文字的领袖——论鲁迅散文的立意

鲁迅的散文立意是其散文创作的关键所在。在一篇散文中立意统领着全文,起的作用不可忽视。而这种立意,是在主观感情中提炼而出的,新颖独到的提炼,深刻敏锐的意蕴和高远的境界,构成了鲁迅散文立意的突出特点。     

鲁迅影响下的师陀创作

师陀是一位致力于乡土小说创作的京派作家,同时又是与鲁迅在精神血脉上有着深深联系的作家。他对乡土中国社会关系的揭示、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都承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另外在诗学建构方面,他小说中的归乡模式、散文化体式以及意象、语言的使用也可见鲁迅影响的痕迹。     

在悖论中行走的人们——新批评视野中的《过客》

鲁迅的戏剧体散文《过客》,存在一个运用悖论构成的网络,它们共同揭示出鲁迅本人的心灵矛盾,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心灵体验的特征。本文从语言角度进行一些分析,探讨《过客》中以往被忽略的一些内涵,如对人的历史处境的思考、对理想世界的讨论、对人的现实选择的态度等。通过解读《过客》里悖论话语的心灵结构形式,从而把它的形成方式与鲁迅的整体精神特点联系起来,在反讽性和悖论性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显现出鲁迅式生命体验的内涵和价值。     

硬与冷背后的温情———析鲁迅儿童视角作品的美感特征简

鲁迅的儿童视角作品对中国现代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以及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将儿童的游戏天性作为重要的表现内容,体现出儿童视角中的善与成人视角中的真双重审美特征,并呈现出纯真的诗性意蕴,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     

《野草》——奇崛诡异的一部梦书

《野草》是独语体的散文,是鲁迅孤独的个体存在凝练升华出的鲁迅哲学,显示鲁迅深刻、奇异的内心世界。鲁迅创作《野草》几乎与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同步,他创作《野草》时可能受了厨川白村文艺观及弗洛伊德梦理论的影响,捕捉自我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直觉、情绪,借鉴其理论来创作。压抑苦闷的生活激发了鲁迅的创作灵感,并在作品创作的意象中无意识地流露出鲁迅内心的真实感受。     

“欧化”、“日化”与“章法”、“句法”——试析异域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

鲁迅卓越的语文成就离不开他对异域语文的体悟和借鉴.本文立足于鲁迅的翻译与创作实际,从章法与句法两个方面考察了欧化与日化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提出鲁迅的“硬译”体现出他对“逻辑”与“语气”的关注,鲁迅“精细”与“繁复”的表达风格与其欣赏并追摹具有“优婉”之风的日语表达方式有关,而鲁迅对“标点”和“段落”这两种传统汉语文本中所无的域外语文“资源”的创造性使用,不仅使中国现代语文在书写形式上更灵活生动,而且促进了中国语文文法的创新.     

2010年鲁迅研究综述

2010年鲁迅研究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平淡从容中出现了诸多热点和亮点。藤井省三、李今、冯光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野草》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汪卫东的文章堪称力作。鲁迅杂文研究收获颇丰,陈方竞、黄健、陈迪强、王学谦的阐释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十个专题：鲁迅与当代中国、鲁迅与左联、鲁迅与启蒙、鲁迅与五四、鲁迅与现实主义、鲁迅与激进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鲁迅与存在主义、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鲁迅的接受研究等,李新宇、阎真、杨义、王锡荣、刘家呜、王晓初、姜振昌、吕周聚、陈汉萍、吴康、靳新来、钱理群等的文章（专著）皆堪称优异之作。鲁迅生平和传记写作研究以周楠本、冯光廉的文章最为突出,且出现了一大批初版和再版的鲁迅传。鲁迅教学研究中张梦阳、冯光廉的论述最为引人注目。赵延年、崔云伟的鲁迅与美术研究,王富仁、贺仲明的鲁迅研究之研究皆能使人耳目一新。     

论中国现代散文主体文学身份与文体话语选择的关系

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变以及纯文学意义上散文概念的出现,使写作主体的身份特征由以往的多重社会身份向文学层面转变,这种特点在现代主要散文家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钱钟书、梁实秋等的文学身份中集中体现出来。由中国现代散文创作成就可见,散文创作的风格和成就是和主体的文学身份质素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主体身份向文学层面的转变,是现代散文文学性增强、白话文语体魅力充分呈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普列汉诺夫等苏俄文论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成为国内知识分子自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的重要资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首先开始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理论进行系统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人便是鲁迅.作者从鲁迅与普列汉诺夫的学术缘分,普氏“唯物史观”对鲁迅“进化论”思想的重建、鲁迅的“硬译”原则等三方面分析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这一问题;以阐释文化立场在译介对象的选择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观念与技巧上有契合之处。在小说、散文、散文诗等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鲁迅与夏目漱石都存在着文学上的关联。《呐喊》与《我是猫》注重以空间叙事来完成小说结构的建构；《朝花夕拾》与《永日小品》里展示出来的是文字的“余裕”；《野草》与《梦十夜》是生命独语的展现。然而，《呐喊》空间建构上的复杂和多元、《朝花夕拾》里温暖的情感和自由率性的笔墨趣味、《野草》的凌厉和冷峻，又显示出鲁迅的独特创造。     

反着讲：鲁迅“诗撄人心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文论研究不仅限于“照着讲”与“接着讲”,还可以“反着讲”,鲁迅《摩罗诗力说》所揭举的“诗撄人心说”正是“反着讲”而值得重视的范例。鲁迅“诗撄人心说”针对中国传统主流意识之“撄宁”、“主静”、“慎动”,反其道而言之,乃批判“主静”说的“主动”论。抛开这篇论文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不论,仅就中国文论研究而言,其“反着讲”之方法论价值亦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