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隆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发展和突破

明代万历年间,七子派格调理论的流弊日趋明显,加上晚明心学思潮兴起,个性解放思潮蓬勃发展,以及公安派对格调理论的猛烈攻击,七子派成员也不断地对格调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属于七子派成员“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在诗歌评价标准、重视创作主体性、提倡诗歌风格多样性等方面,对七子派格调理论作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     

美在本色——刘熙载对刘勰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刘熙载＂美在本色＂论从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刘勰的美学思想：利用《周易》＂白贲＂昭示的回归自然论证艺术美在本色,在立论上和刘勰遥相呼应;强调情志的真诚性,要求作者情感真实而不虚伪矫饰;重视艺术形式呈现的自然性,主张在创作上既精心锤炼而又不失自然本色。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试论康海的诗歌创作

康海是明代"前七子"中的重要作家,不仅以杂剧和散曲著称于世,而且在诗文创作方面开了一代风气.其诗歌有着丰富的思想蕴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内容以愤世嫉俗、民生疾苦、抑郁"心史"、山水田园为主;表现手法上则直抒胸臆,本色自然,代表了"前七子"中健康清新的一派.     

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再认识

关于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学界向来纠缠不清,褒贬不一,特别是自明代以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一直为世人所误解,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七子的复古理论,是研究七子文学理论的关键。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实质就是反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七子派复古的目的就在于对于文学创作中的理学化倾向进行去魅,从而恢复情感在文学中的价值,可以说,重情就是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核心。     

元杂剧的“本色”风格与成因探析

元人杂剧中,本色派的作品具有朴素自然、本色泼辣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取决于以下四方面因素元杂剧是以满足平民的需要而进行创作和演出的,具有极强的平民性;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使其作品有着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表现下层人民深重苦难及其反抗斗争的题材内容,决定了作品具有"本色"的风格;"燕赵悲歌慷慨"的文艺传统对元初杂剧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诗必盛唐”臆说

“诗必盛唐”一直简单地被当作明代七子派创作上模拟之弊的根源和口实。但全面考察七子派诗学思想,不难看出:七子派取法汉魏盛唐的本意,在于恢复各体诗歌初创阶段的那种真情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创作精神。其模拟之弊固然与他们严守法式有关,但深层根源在于中国诗歌发展后期无法克服的内有矛盾无避免的衰落命运。     

论胡应麟诗歌创作理论中的“兼容”特色

明代胡应麟的诗学理论是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他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现出"兼容"的特色,主张"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兼容,要求外在的"格调"与诗歌的内在审美风格相结合;提出"法"和"悟"齐备,为兼容"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提供了方法论;又指出"悟"要和"深造"并重,强调了熟习研究前人作品的重要性:这是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论明代诗学中辨体与集大成的矛盾——以七子派对待杜甫诗的态度为例

由于诗歌创作发展的自身逻辑以及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明人的诗歌创造能力下降了。以优秀作品为师法对象,集众典范作品之优创造出集大成的作品,是明人尤其是七子派的明确主张。但同时,作为批评家的七子派成员的"辨体意识"日益增强,创作上的集大成要求与批评家的辨体意识相遭遇时,矛盾就产生了。在对待杜诗的问题上,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了出来。     

明中叶金陵四家与文学复古运动关系考论

明弘治、正德年间,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蔚为兴盛,影响深远,在南京便有金陵四家中的顾璘、朱应登为其接引.时顾璘、朱应登二人在北上进士及第后便加入复古阵营,此后数十年间更与七子保持了密切往来.在文学主张上,顾、朱二人受复古派影响颇深,他们强调诗歌情感与格调并重,认为诗文应该具备高尚的旨趣,这在顾批本《唐音》中得到较多体现.四家中的陈沂与王韦也受到影响.尤其是陈沂,由其《拘虚诗谈》可见他对诗歌的审美取向和七子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四人的文学主张及创作与七子并未完全保持一致,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六朝文学的研习上.正是这样一种分歧,使得他们与复古派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李攀龙“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说的历史解读——兼论七子派的散文文体观念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说是彰显七子派散文文体观念的重要话语,但后人对其解读分歧较多,褒贬不一。本文认为它的真实历史含义为:"散文创作以重视修辞形式美为先,可以忽视文章的说理功能",体现出七子派"重文轻理"的文艺观。但它主要反映七子派的叙事散文文体观念,并不涵盖他们对说理散文文体功能的体认。     

七子派考略

七子之名肇始于明人,弘治时即有七子之称谓,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明人所谓的七子,指称不一,降及清代,基本定型.七子派之称谓,由四库馆臣正式提出,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派别,涵盖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为广义之七子派.至于狭义七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论谢榛诗论的矛盾性

谢榛把"以兴为主"作为创作论命题,反对"先立大意",主张依"兴"取意,而在创作策略上,谢榛又提出所谓"相因之法",并没有将"兴"贯彻于整个创作过程。这是七子派诗学矛盾性的一方面体现,根源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后期所面临的固有困境。     

陶渊明诗歌的自然本色

陶渊明诗风的本色是自然,而其自然的诗风是由他崇尚自然的人生态度决定的。朴实与自然、平淡与豪华完美结合是陶渊明自然本色在诗歌中的具体体现。他的诗中很难找到奇特的意象,瑰丽的夸张,华丽的辞藻,但在平淡自然中却独有韵味;描写的内容皆是眼前景色,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独具匠心;语言看似不经雕琢,仔细品味却巧夺天工。     

性灵说首倡者张佳胤之诗歌本质论

张佳胤是明代嘉靖七子之一,以功业文章彪炳史册。其对诗歌本质的论述很有特色:一是在复古主义盛行的时期力倡性情说,认为诗歌当以情为本,缘情与言志兼重;二是三次以性灵论诗,以雕拟不施,性灵洞见为纲,即以性灵为本,重视独创与自然本色,反对复古模拟。他先于公安三袁而标举性灵说,成为这一学说的首倡者。     

性灵说首倡者张佳胤之诗歌本质论

张佳胤是明代嘉靖七子之一,以功业文章彪炳史册。其对诗歌本质的论述很有特色：一是在复古主义盛行的时期力倡性情说,认为诗歌当以情为本,缘情与言志兼重;二是三次以性灵论诗,以＂雕拟不施,性灵洞见＂为纲,即以性灵为本,重视独创与自然本色,反对复古模拟。他先于公安三袁而标举性灵说,成为这一学说的首倡者。     

中国古典词体本色之论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体本色之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维护与持守传统词体本色之论的承衍,二是对传统词体本色观念予以破解之论的承衍。此两方面论说形成交集,相反相成,共构出传统词体本色之论的主体空间,成为推动传统词学演变发展的内在助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