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目的论的理性反思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行为的目的理性,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交往行为理论认为目的理性只是交往行为的一个纬度,翻译目的论在提升译者主体性的同时,将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异化”为主客关系的工具目的行为。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翻译目的论既有合理性也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正当优先于善——关于正当性与善的伦理学分析

在人的所有行为中,正当的行为和善的行为都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价值存在的行为。但是,我们在追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之间存在着歧义性,人的两种行为并非总是契合的统一。我们所讨论的"正当优先于善"即在社会现实生活当中的分配正义原则变成了人们对形而上学的理念和现实利益选择的规范。当然,正当的优先性并非把正当与善相对立,不是把正当视为独立、外在于善的存在,只是在正当与善的关系中,强调正当的先在性,因为正当与善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善观念必须服从正当性的规定。只有符合德性的正当行为才是善的行为,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需要真正统一起来。     

康德至善论探析

至善是康德纯粹实践理性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德性是其中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至善就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也就不存在至善是否实现的问题。康德为了实现至善设定道德规律和道德公设,但是至善论存在困境,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不过,至善论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止于至善——论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善恶观

善的问题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文从理念论的本体之善、理论理性的智慧之善、实践理性的中和之善和服从行为的道德之善四个层面论述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善恶观,以此表明他的思考至今仍然体现了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     

至善与圆善——论牟宗三对康德三个公设的消解

德福一致的问题在中西哲学中的解决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智慧。康德强调追求幸福是人的义务 ,但又把它置于实践理性的约束之下 ,最终引出了上帝的公设来保证“至善”的实现。牟宗三以孟子的心性本体为依据 ,发掘其内在而超越的特性 ,将德福问题消解在体用之心内 ,使物随心转、心意知物只为一事 ,完成圆善论。实际上 ,他们都还笼罩在理性主体的阴影中 ,从而忽视对展开状态下生活世界的关注。作者认为通向真理的道路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与实践中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

"善"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至善和幸福。在他看来,"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在这些目的中,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即至善,那就是幸福。人的合乎"善"的行为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承认、尊重万物的目的并追求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解与描述目的是指导人们能过上一种合乎德行的幸福生活。     

论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

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是两种关于道德性质、功能、作用等的伦理学说和道德价值理论。道德目的论以道德为目的 ,认为道德本身即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善 ,道德工具论以道德为某种更高目的的手段 ,认为道德只具有外在价值和手段善。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但都未能科学地解决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犯了割裂目的与手段的错误。新道德应当超越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的对立 ,实现道德目的与道德手段的辩证统一。     

论康德的至善学说

康德实践哲学的意图旨在使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本性能在对象中确立起来，这个确立导致的结果就是至善何以可能的问题。至善作为实践理性的最高客体构成了德性原则和幸福原则的一种联结，这种联结由于是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一种综合，就必然产生了实践理性的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解决就是通过德福一致的原则推导出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从而给至善的原则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康德也就把神学进一步纳入其道德哲学之中了。     

牟宗三文化哲学视域下西方至善理念的认识论转向及其困境

牟宗三以文化哲学为视角探究了西方至善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善"的理念作为古希腊城邦政治构建的前提,具有统摄性、超越性和永恒性。肇始于人们求善的一种活动,善成为了脱离人类主体而在外部世界架构出来的纯粹理性之物,它有着理性之外延表现,避免了抽象化但能够为人类知性所领会,进而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至善理念的道德意蕴之所以得到弱化,其困境在于:向主体之外探寻的路径所建立的道德意义难以自足,强调客观化领会善的行动无法确证道德本身,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证实的善也是不存在的。作为道德主体性的彰显,唯有人的主体性确立起来,善的伦理学价值方可确立。     

亚里士多德论“最高善”的两条路径及其局限

本文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对“善”和“最高善”（人类幸福）所做的说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一方面将“善”界定为人类欲望的目标,据此确定各种善事物之间的排序并最终推导出最高善的存在;另一方面将“善”表述为人类特定功能的施展,由此说明良好地实现并展示这种功能的行为被认为是具有美德和高贵的人类行为,进而指出人类幸福在于灵魂合乎美德的活动。本文试图表明：较之于柏拉图的善理念,亚里士多德所采取的这种具有双重路径的证明模式在阐明“善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具有较大优势,但在回答“最高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则无法摆脱论证路线本身所带来的局限,后者导致他对最高善的设想和说明出现某种张力。这种张力表明：仅仅从人类的现实活动层面来设想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最高善”的思路是有局限的。     

数学美在科学探索中的功能

本文通过对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考察,认为数学美在科学家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动力作用和方法论功能。即数学美为科学探索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为科学发现提供武器和导引;为科学成果提供选择和评价的标准。     

四端说——德性之根源

孔子开创了儒家哲学,孟子继承了其学说并将其发扬广大。"性善论"的提出是孟子对孔子仁、义、礼的补充,这一说法的提出,说明了道德本体的理论,"四端说"是一个价值意识的自觉之说,它的扩展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教化,而且是一种付诸于实践的主体能动活动,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的内在修养过程。即从"四心"到"四端"再到"四德"的一个主体自我修养过程,是一个要达到德性的根源,即它只是达到德性的起点,要达到真正的德性,还必须是主体不断努力的结果。     

论解析几何教学中的美育

从数学美的特征、美育的特点数学与艺术美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解析几何教学中美育问题。     

权力之善：行政问责的价值诉求

权力之善是行政权力的本质规定。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与纠错机制,其核心价值即在于实现权力之善。它一方面通过追究权力责任防止权力异化为“恶”,另一方面又通过监督权力运行凸显权力“善”价值。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谈西田伦理学中的东西方文化因子

西田几多郎的伦理学,既吸纳了以格林为代表的西方新黑格尔主义伦理学中的意志、行为、至善等基本概念,又与东方的佛教、儒家的阳明学和日本的武士道有明显的一脉相承关系。因此,从伦理学角度研读西田几多郎对东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取舍,有助于我们解读近代日本思想界对待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的独特方式。实际上,西田在借用西方伦理学概念论述其伦理学基本命题之后,在最终构筑伦理学时,仍要依据东方式思维。在论述国家主权的问题上,西田最终回到了日本式思维方式上来,即不是把对象当作理来崇敬,而是把它当作神来信仰。西田伦理学与其说是“世界主义”的,不如说是国家主义的。     

古埃及人性观初探

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人是神的影像,人性是神的赐予,因此人性不仅神圣而且善良。少数文献表明人具有作恶的可能,但都没有超出人类双重性格的基本认识,即人可能行善也可能作恶,没有证据表明人出于天性而注定作恶,所以古埃及伦理仍以人性善为出发点。善良的本性使自我塑造成为可能,而培育更是品性完善的重要因素。     

论西方法治理论之基础

西方的法治产生于近现代,但是法治思想和观念发端于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长期的酝酿之后逐渐形成和完善。本文对西方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即基础进行分析和探索,探讨西方的法治理论合理性结构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西方法治理论建构的基础,即人性的预设,保证了法治理论本身的合理化,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为二元:即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     

文学的伦理与伦理的文学

文学不仅提供历史素材也是人类道德生活史的画卷,它揭示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存在,是人类追求诗意性存在的成果;伦理学追问生活及人存在的正当性,是人类追求合道德性存在的结晶。二者的结合为我们展现既美又好的生活,即人最好的存在方式。     

论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

《中庸》有"其次致曲"之说,朱子解之为将人身上"善端发见之偏"推致极处的一种工夫。其实,所谓"致曲"之工夫,亦即是朱子《大学》诠释中的"格物致知"之工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学》《庸》诠释的贯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