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牧”问题的制度逻辑——中国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研究

在中国农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牧区也仿效农区,逐步推行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双权一制”为基本内涵的“草畜双承包”制度.就时间次序看,这一外部输入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对农牧区生产能力有一个短期的释放,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脱嵌于社会与自然,突出表现为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生计困难等“三牧”问题.文章对国内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对内蒙古牧区的调研,认为牧区生态的脆弱性、牧业生产组织的互助性、牧区草场内生的弱可分性,使得草原产权具有家庭层次的不可分性.因此,需要讨论以家庭为基础的明晰产权制度在牧区的适用性.基于资源属性和不可分性的基本判定,需要在认识牧区“共有资源”,“公益性”和“公用性”特征的基础上,寻求一种“私地共管”基础上的“合作共管”机制,通过“赋权”、“赋能”等市场重新嵌入社会和自然的努力,促进牧区的再组织化;采纳“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或许会成为缓解“三牧”问题有效途径.     

草原产权变动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反应与影响——以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为例

在对新疆哈萨克牧区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文章围绕着草原产权的“质”变过程,探究其质变后在基层牧区社会的反应,并分析其对牧业生产及牧民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指出草场承包开启了牧区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但同时要关照到牧区的传统文化以及草场资源时空分布的异质性特点,只有对其加以创新和完善才会更有利于促进牧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与畜牧产业化互动模式研究

西部民族牧区的城镇化能有效推进牧民的转移、提高牧业生产效率，解决超载过牧等损害草原牧区环境的畜牧生产问题。但如何推进牧区城镇化，既能切实提高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又不造成新一轮草场破坏而危害环境？应以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和建设中推进牧区城镇化，争取以最小代价提高牧民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推动牧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牧区市场发展，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解决牧区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关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三牧"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牧区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牧业增产不增收、牧区经济发展落后、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三牧"问题逐渐显露,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三牧"问题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牧区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关系到广大牧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局.制定和调整解决西部民族地区"三牧"问题的政策措施,寻求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保护之间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持已是当务之急.     

内蒙古半农半牧区草原退化与合理利用研究

内蒙古草地资源丰富,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自然因素和不合理的人为活动的共同作用,草原环境急剧恶化,半农半牧区草原比牧区退化的更为严重。本文以内蒙古半农半牧区为研究对象,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区域的气候与人为活动的变化,深入分析了草原退化与相关因素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认为该区域气温升高、草场过度放牧以及不完善的草场管理利用制度是草原退化的主要因素。最后,本文结合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实际,提出了发展草产业,转变生产方式,完善草原产权制度等草地可持续利用对策。     

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内涵、目标及改革重点——基于《资本论》土地所有权理论

牧区草场因其特殊性,实行“三权分置”不能完全照搬农地经验。基于《资本论》的土地所有权理论,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方法,在分析我国牧区草场资源特性的基础上,探讨与之匹配的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制度安排形式,阐述我国牧区草场“三权分置”从法律权属关系上的草场产权权利分解到所有制基础上的产权关系、再到其特有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三个层级内涵,指出了其超越交换价值追求的多重目标导向,包括以草场要素市场化带动畜牧业现代化、实现牧区草场效益共创共享的持续性、保障牧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转型等,提出要以明晰集体所有权、牧民承包权、资本所有者经营权三权边界作为改革重点来提升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制度绩效的改革思路。     

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超载过牧现状分析及对策--以西乌珠穆沁旗为例

近年来，草地资源退化沙化问题越来越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至于草地资源退化沙化原因，议论纷纷，侧重各异，但大体上可概括为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超载过牧也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对西鸟珠穆沁旗实地考察和调查的基础上，对草原畜牧业生产状况进行论述，分析草地利用中的超载过牧状况，并提出了加大“三牧”制度的投资力度，加强草畜平衡的监督、执法力度，大力推进牧区人口向城镇转移等对策。     

一个“成功"游牧民定居工程背后的资源困境

游牧民定居工程被视为改变牧区靠天养牧、加速牧区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重要举措而广泛实施。 游牧民定居工程迅速且深刻地改变着草原牧区的自然、社会及经济形态,同时也改变了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时空尺度。 在“成功冶的定居点,牧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且对天然草场的利用减少;但是,对比相邻的村庄发现,其“成功冶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外部资源输入,包括草场、农田和地下水等。 而从区域的生态环境来看,这种“成功冶模式并不符合当地干旱地区的生态特征,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生态破坏。 因此,游牧民定居工程应该从区域生态特征出发,对类似“成功冶模板的推广更加谨慎。     

西藏牧区草场产权与贫困问题的探讨

西藏牧区草场产权制度缺陷较易引发贫困。畜牧业大户对小户草场产权利益的侵占、政府与社会目标的冲突、家庭人口增加与草场继承问题、维护草场产权费用过高等都有可能造成部分牧民陷入长期贫困。解决草场产权及其相关问题,才有可能实现西藏农牧民的富裕。     

积极发展高寒牧区的商品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牧区坚持“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大搞畜种改良和利用,开展草场建设,防治牲畜疾病,畜牧业得到显著发展。特别是在牧区坚持改革,认真落实集体牲畜折价归户和草场承包的生产责任制后,畜牧业出现了新的转折。据统计,1985年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五省区的牛肉产量约占全国牛肉总产量的36%,羊肉占48%,羊毛占67%,山羊绒占71%,畜产品出口额占全国畜产品出口额的20%以上。 但是,由于广大牧区仍处于封闭的传统自然经济形态,加上对发展牧业生产的条件重视不够,牧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因此,积极发展牧区的商品经济,是实现民族繁荣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家庭经营的牧民 ———锡林浩特希塔嘎查调查

草原牧区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传统的牧区被定居和草场的不断细分所代替;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牧区人口开始迁移到牧区之外。随着草场的退化,政府在草原牧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希望缓解草原的压力,如休牧禁牧、草畜平衡。人们经常将这些牧区的变化看作是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希塔嘎查的调查表明,许多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人口资源压力下的唯一选择。如走场制度的被放弃主要不是人口和牲畜增加的自然结果,而是畜牧业经营单位被缩小的结果,因此希望通过减少牧区人口,从而减少牲畜,并最终改善草原环境的政策也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     

从“破碎化”到草场资源重新整合使用——理论构建与政策启示

随着中国草场破碎化问题加剧,学界和政府部门都意识到草场重新整合使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和产权理论分析现行产权制度下造成草场破碎化问题的制度根源,构建了一个能够实现草场整合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当前中国牧区存在的三种草场整合使用实践进行理论化阐释。研究表明：(1)当前草场资源破碎化的根本原因是以草场资源系统(物理)边界明晰了家户草场使用权,而非简单的草场使用权私有化所致;(2)虽然草场流转与股份合作社都能实现草场经营权的集中整合,但只有股份合作社可以实现草场资源的连片使用;(3)联户经营可以将草场经营权转变为放牧权,同样能够维持草场资源系统的相对完整和实现草场连片共用。因此,要实现草场重新整合就需要将以往分散、零碎的草场经营权集中统一使用或将其转变为放牧权,相比股份合作社,联户经营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合作化经营模式。     

草畜平衡制度为何难以实现“草畜平衡”

草畜平衡制度是我国草原管理和生态保护的基本制度,但在实施中却难以达到"草畜平衡"的目的。文章基于内蒙古地区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从草场生态过程和牧民行为两个方面,分析了草畜平衡制度在实施中问题产生的根源。研究表明:一方面,干旱半干旱草场存在一定的非平衡生态系统特征,承载力管理不一定能实现草场的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牧民对载畜量的控制是一个多因素影响下的综合决策,并受到市场、畜牧业生产周期、生计需求的限制。而现行的草畜平衡制度在这两个基本环节的处理上采取了简单化、标准化的思路,导致该制度不能有效执行。文章认为,在资源时空异质性异常显著的干旱半干旱草场,目前将"草畜平衡"作为落实到每一微观牧户的实施手段,其可行性值得商榷,草场管理中更应该侧重生态系统的弹性管理,而不仅仅是关注作为阈值的承载力本身。     

草地产权制度变革与草地退化关联性分析——基于对新疆传统牧区的调查

许多学者都认为草地退化的制度原因在于“公地悲剧”,逻辑的自然结果是应进一步推进以私人产权为指向的制度改革与设计.本文认为目前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不存在发生“公地悲剧”的前提条件,草地资源所有者行为错位是导致产权制度作用有限并引起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     

竞争性牧业、草原生态与牧民生计维系

市场化进程在内蒙古草原的推进,使得农牧民的生计适应模式由生态适应变为市场适应。本来具有生态多样性、畜牧业生产、牧民生活、民族文化、旅游休闲、民族多样性维系、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多种功能的草原畜牧业,在食品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农牧产品国际间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被单一化为竞争性牧业,仅仅生产功能和少部分产业化的旅游休闲功能被强调,从而使得草原牧业的其他功能被剥蚀、改造,甚至无从发挥,由此也危及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和牧民的生计与文化维系。认识草原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特殊关联,并采取科学化的生计适应方案,可以缓解牧民、牧业和牧区这＂三牧＂问题。走出竞争性牧业,以及背后的单一市场逻辑,才有可能朝向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等多功能性持续发挥的道路。     

农用地流转的武汉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启示

近年来,农用地流转模式的探索成为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域的关键点。通过对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实证研究,分析"武汉模式"产生的动因及其运行机制,运用AHP决策方法评价武汉市农用地流转绩效,指出"武汉模式"的风险和缺陷。结合武汉市在农用地流转市场建设中的探索,提出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推行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农村社保制度、明确农业企业准入限制以保护农民利益,出台激励政策扶持流转主体,以推动农用地流转市场长远发展。     

农业规模经营下耕地“非粮化”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微观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参与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牧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牧民社会保障感知得到提升,并对参与草场生态保护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是联接部落间牧民生产合作的重要纽带,并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生态保护方式决策上,相对于延长圈养,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选择减少牲畜、流转草场的影响显著,具有较高的选择概率。延长圈养是“农牧生产结合”的创新产物,短期内虽增加了养殖成本,但从长期看农业生产的玉米及其秸秆成为牲畜优质的饲料来源,既能获得生产补贴弥补收入损失,又能发展畜牧养殖缓解草场生态压力。针对这些发现,提出完善牧民基本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规范政策实施流程的监管、树立政府公信力,既利于提高牧民草场生态保护,又利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     

农牧区畜产品生产差异分析——以江苏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本文应用比较优势理论研究我国农、牧区畜产品生产的差异,深入分析、比较了以江苏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为代表的我国农区和牧区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牧区在畜产品生产的成本和资源等方面仍存在比较明显的优势,农区畜牧业迅速发展并非成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两种类型区域发展畜牧业的不同选择途径和方法。     

基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视角的近代中国工业化研究

制度、技术、工业化三者之间客观存在着一般性理论关系。制度和技术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变量不仅以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工业化,而且还可以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合力推动工业化。通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和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这三个代表性阶段的分析,可以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与不发展(迟缓)归因于制度和技术。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坚持不懈地坚持科技进步的制度性促进,完善新型工业化的信息化带动制度,建立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宏观科技管理制度,加快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源促进制度,推行资源环境生态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现代环境产权制度和现代生态产权制度。     

外来者经济活动与草原退化 ———内蒙古乌尔苏木的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机制正逐步渗透进牧区,各种经济活动在牧区的展开,加剧了草原退化现象。文章通过乌尔苏木的实地调查,发现外来者以“偷挖药材”,“买卖草场”,找牧民“代养牛羊”等行为,进一步汲取了牧区的生态资源。草原生态正被纳入到一个市场经济的框架之中,成为“资源”和“商品”被过度掠夺。转型时期的市场化缺少适当的规范,是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