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伽达默尔与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意义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的世界性传播同样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积极响应,集中表现在力图"创建中国解释学"和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解释学运用于中国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上。但学界普遍认识和研究不足的是,作为解释学的当代最新形态——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既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解释学,从根本上说,更是实践哲学,而恰恰是在这种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才真正能够赋予中国哲学以新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特色。能否从悠久与丰富的解释史中提升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以及立足于实践哲学来审视中国思想智慧,确立中西对话与融通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复兴和扩大世界性影响,可谓是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问题所蕴含的真正实质与意义所在。     

走向跨文化解释学

跨文化的理解和解释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解释学,一种不同于单一文化内部所适用的跨文化解释学.跨文化研究的杰出倡导者雷蒙·潘尼卡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为跨文化解释学及其方法论的确立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模本.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跨文化解释学:从动力来说,跨文化解释学首先应以当前人类生存的跨文化处境为外在推动,以人在自我理解上的跨文化信念为内在驱动.在性质上,由于需要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间距离,跨文化解释学是一种历地解释学.在方法上,跨文化解释学则需要以"对话的对话"为基本的方法论,也即一种区别并超越"辩证的对话"的新对话型态.在目标上,跨文化解释学最终是为了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同更新和相互丰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是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目标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融合性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深入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政治意义以及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是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目标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融合性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深入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政治意义以及深远的现实意义。     

试论维特根斯坦语言思想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解释学问题的理论自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语言思想和解释学无关。事实上 ,只要换个角度去看 ,我们就会发现 ,维特根斯坦、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思想也能成为一种解释学理论 ,这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思想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不同角度重新看待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 ,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我们对解释学问题本身的理解更加深入。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实践基础及其理论建构

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视域;直接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实践,以社会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解读以及反思解读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释实践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实践基础;理性地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形成的实践基础并进行相应的理论建构,实现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向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升华,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

在西方解释学史上,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既在于完成了从作为技艺学和方法论解释学向哲学解释学的转变,更在于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飞跃,使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获得了真正的统一,在解释学基础上推动了实践哲学的重建与复兴。历史悠久的实践哲学的重新接续和复兴重建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落脚点,也是其全部解释学思想一以贯之的中心线索,同样是西方解释学的最新发展形态。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系及其实践哲学的定位作出鲜明的基本判断,指明"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反思"为己任的实践哲学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运思的主题,这是当代解释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论题。     

解释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注经学的解释实践,并用西方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分析中国注经学的困境,比较中国注经学与西方解释学发展的相吻合之处,试图阐明哲学解释学对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并指出中国注经实践和西方解释理论的融合对丰富和发展中西方解释学有重要的意义。     

解释学哲学化的缘起——狄尔泰与解释学的转向

在解释学发展进程中,狄尔泰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从其生命哲学出发进行历史理性批判,试图为人文科学奠定方法论基础,这便是对精神进行理解的解释学.他把历史看成文本,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也就是对精神、生命的理解,同时也只有通过理解这一方式,人才能把握历史.他的解释学理论承继了一般解释学的形式,把解释学引入了历史观,使得解释学哲学化,直接开启了哲学解释学的诞生.     

大众化：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

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个热点问题被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深度地、立体地、多维度地来认识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一种解释理论——大众化解释学。特殊的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渊源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革命性,决定了"大众化解释学"与一般解释学有诸多不同,它以面向生活、面向大众为出发点,以理论实践化、革命化为基本视域,以民族化、通俗化为根本方法,它是一种独特的解释系统。     

解释学的越界与哲学的退缩和唯心主义化--解释学哲学化与哲学解释学化之历史意义评价

解释学本来是一门研究文本理解的具体学科而不是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但是从狄尔泰开始,"文本"概念被扩大到了历史,"理解"概念被扩大到对历史的认识,解释学就发展为一种哲学,而同时哲学也就降为解释学.解释学发展为哲学既不是解释学的进步,也不是哲学的进步.解释学发展为哲学,是解释学在研究对象上的越界.哲学降低为解释学,是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的退缩和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化.解释学只能作为研究文本理解的具体学科得到发展,而哲学应当作为世界观得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坚决反对作为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的解释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方法辨析

从学理来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方法内在地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总的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了调查研究方法、解释学方法以及实践思维方法,与之相适应,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则分别成了这些研究方法确立的方法论依据。     

解释学诗学与当代批评理论

在依托现象学思想发展起来的解释学方法与当代批评理论间 ,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作为“澄清的艺术”的解释学 ,需要在文学批评实践里得到验证 ;另一方面当代批评理论需要借助解释学提供的哲学基础确立生长点。不仅解释学对意义的生存论反思取代关于意义的认识论自审 ,对于文学批评实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且对于当代批评理论来说 ,如何从“说不可说”这一“解释学危机”中作出突围以实现“超语境理解” ,是其能否有效的关键。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判定标准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研究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解读主体是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三者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个体理解、群体认同与社会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三位一体"的判定标准。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国内研究述评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研究,在概念的界定上,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界定为一门“解释”、“理解”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对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在研究方法上,尽管运用了科学的哲学解释学方法,但方法论创新的程度还很不够。     

解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解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现代解释理论及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和探讨。文章认为这一探讨要获得成功,一是必须对所运用的解释学理论和术语作明确界定,二是必须正确地提出问题,三是就问题展开具体研究。本文所做的正是上述三项工作。这些工作虽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完成,但勾画大致思路却是完全可行的。     

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的比较视域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在中国科学理解或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对不同历史主体在同一或不同历史时期解读马克思主义经验及教训、同一历史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及教训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这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的比较视域。     

作为政治的解释学与当代解释学之争

＂作者死了＂和＂抬头阅读＂等的提出标志着当代解释学对读者至上观念的强调已经达到极致。从城邦与哲学永恒冲突的观念出发,施特劳斯提出了＂隶属性＂的贴近阅读原则,试图达到像古典哲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这有力对抗了当代解释学对读者＂生产性＂功能的过度强调,使＂如何理解过去的文本＂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文本并非如当代解释学所认为的只有一种意义,而是同时包含字面意义和隐微寓意两种意义。为了保护哲人免遭迫害、为了保护政治责任和道德基础不被颠覆,过往的伟大哲人往往采取隐微的写作技艺,即向多数俗众传播无害的正统说辞,向少数智慧读者教诲无畏的真理言辞。因此,一部外传作品在施特劳斯那里绝非独立的审美对象,而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研究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和双重教诲学说,对勘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诸家的理论歧见,对于推进解释学基本问题的深度思考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略论儒家解释学

现代新儒学是现代中国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 ,儒家解释学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年的熊十力站在新中国的角度看待儒学 ,台湾学者罗光站在士林哲学的角度看待儒学 ,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站在现代性的角度看待儒学 ,分别提出儒家解释学中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