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道德责任归属问题新解

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到来及智能机器自主化程度的提高不仅催生了"人工智能威胁论",引发了正反两方面的激烈争论,而且对道德责任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使伦理学中本就复杂的道德责任归属问题更加突出和困难。要合理化解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及围绕机器自主体的道德归属问题展开的争论,我们必须在对道德责任的内容、归属条件进行充分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道德自主体的标准问题,最终将问题聚焦于道德模型的设计与建构上,并根据对道德责任的重新界定,在智能机器的设计与研发过程中把"善"的理念嵌入其中,并且坚持预防性原则,让机器承担前瞻性责任,以使人工智能产品运行时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最大限度地发挥为人类服务的作用。     

人工智能自主发明的伦理挑战与治理对策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全新自主发明模式，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挑战，既涉及本身作为人类创造物的人工智能在自主发明过程中扮演发明主体角色的伦理争议，也涵盖了人工智能脱离人类干预与控制自主生成发明客体过程中由算法失灵、数据失准等情况所造成的技术伦理风险。因此，为有效应对人工智能自主发明模式的伦理挑战，有必要从人工智能的本质特征与运转机制入手厘清人工智能自主发明的伦理定位，并遵循以人为本基本伦理价值理念下算法向善与数据向善的伦理准则，通过人工智能工具性虚拟人格的创设和人工智能算法监测与数据评定指标体系的确立，建构人工智能自主发明模式的治理体系与框架。     

人工智能作为知识产权主体的伦理探讨

从伦理角度考察,现有的知识产权主体制度蕴含着以自然人为原点的伦理原则,并以自然人人格理论和激励创新理论为伦理基础构建而成。当今的弱人工智能所具有的令人惊讶的创作物生成能力已引起人们的焦虑:假如未来的强人工智能或者超人工智能被设定为作者、发明人或者知识产权所有者,必将对以自然人为原点的知识产权主体制度造成强烈冲击。根据以自然人为原点的伦理原则,人工智能即使能够独立于人类而生成创作物,也只能是人类的辅助工具,不能与人类一样成为知识产权主体。基于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知识产权主体制度设计应严格遵循以自然人为原点的伦理原则,维护既有的以自然人为主体、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补充主体的知识产权主体制度体系。     

藏族传统法规中的德治功能——以“善净人道十六法”为例

"善净人道十六法"有两种不同内容的记载:第一种是不含"十善法"之"善净人道十六法";第二种是含"十善法"之"善净人道十六法"。藏族传统法律不仅注重一般法律所规范的人的权利与义务,更加强调道德对众生、他人、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后宏期的藏文法典及历史文献普遍认为,"善净人道十六法"是古代藏地区的主要立法依据,也是当时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道德准则。     

人工智能研究的三大流派:比较与启示

人工智能研究实践中形成了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三大流派.符号主义认为智能是基于逻辑规则的符号操作;联结主义认为智能是脑神经元构成的信息处理系统;行为主义认为智能是通过感知外界环境做出相应的行为.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三者的理论之间既有分歧也有相通点.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关系而言,人工智能实实在在地延展了人类认知.从技术的悲观派与乐观派对比视角而言,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悲观主义态度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仍略显过早,且在某种程度上会迟滞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从三大流派的特质差异性而言,各流派的融合发展是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趋势,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能在"身体—心智—世界"的交织关系中,实现对人类心智进行整体性关系框架的模拟.     

人工智能刑法主体地位的积极论——兼与消极论的答谈

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对以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为根本存立前提的当代法律体系形成强烈冲击,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成为关键问题。目前,消极论和积极论处于相持阶段,加速了现行刑法理论体系的知识变革进程。"人造物"等不同程度的消极论,以现行刑事法律制度难以直接接纳及其所裹挟的潜在的刑事风险等为由,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其逻辑机理正是过度释放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效应。完全按照人类中心的立场进行审视会得出无法调和的结论,也显示了智能技术应用的工具属性被深度放大之倾向,但上述消极事由不尽然合乎规制人工智能犯罪的现实需要,也与法律主体制度的演进规律不符,甚至会压制刑法主体的自主进化。"电子人"等不同形式的积极论,率先走出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观念束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与刑法的互动及其动向,更加契合了人工智能犯罪的发展动态。而意志自由、刑事责任能力、道德伦理规则、智能程度与智能主体类型、刑事责任的客观存在、算法的特殊地位与意义等既有的知识框架与新的要素累积,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在发展的刑法体系中实现衔接与契合。经由不真正完全背离刑法原理的认识扭转,亦供给了学理层面的支撑。而且,遵循功利主义的理路,以及在一系列有关人工智能主体方面的先行立法之做法的引领下,应分阶段、类型化、动态化厘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使其在法律拟制的路径上可以继续延续和拓展。在人工智能的刑法主体地位得以澄清下,有必要接受智能主体可以享有一定的新兴权利之现实情状,但应具体地确证权利类型等具体内容。在现阶段的技术代际之策动下,智能主体的权利内容与范围目前是限制性的,无法采取与"人"对等的保护策略,保护方式也应有别。这种"降维"保护有其现实合理性,通过积极制度设计与规则配置,能够最大限度策应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更迭态势。     

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意蕴、现实问题与治理进路

人工智能发展中要处理好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人工智能设计与人工智能伦理的关系、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法律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很可能陷入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道德主体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教育瓶颈问题等.针对这些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现实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二要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构建权责高度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三要坚持多主体参与原则,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四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建立文理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体系;五要坚持开放共享原则,构建面向世界的人工智能伦理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重点及其趋向

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新闻传播行为,在此背景下的新闻伦理研究处于哲学、法学和新闻传播学的交叉研究区域,其中广义层次的研究聚焦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研究,狭义层次的研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本体。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研究的核心是技术的道德主体地位辨析,而对此问题的回答则呈现极化趋势。分布式道德模型区分了道德问责和道德责任,提供了解决这一哲学难题的新思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研究意在回应新技术背景下的新闻实践问题,信息茧房效应、后真相、算法偏见和被遗忘权引发学界广泛的讨论。问题的实质是新媒体技术与社会伦理期待的冲突。其后的研究需要更为细腻的技术问题逻辑描述,更具理论导向的新闻伦理本体研究和更高质量的跨学科研究,从而形成来自人文社科的话语合力。     

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意蕴、现实问题与治理进路

人工智能发展中要处理好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人工智能设计与人工智能伦理的关系、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法律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很可能陷入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道德主体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教育瓶颈问题等.针对这些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现实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二要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构建权责高度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三要坚持多主体参与原则,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四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建立文理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体系;五要坚持开放共享原则,构建面向世界的人工智能伦理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敬畏的天命

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迫切要求我们厘清人类的特殊性,并指引人机共同进化,走向“善”的未来。人类的特殊性源于“自我”和“外界”的剖分。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我们能够连续自如地掌控意识片段,这一点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所在,也是超级智能面临“暗无限”的巨大风险所在。机器可视为人类的延伸,但并不具备天然的善意。只有共享宇宙意识和伦理意识,与机器形成大“我”,人类才可能相对安全,人机才能携手进化走向至善未来。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