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政治哲学的价值中心转移——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20世纪60年代生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业已跃升为当代全球性的“人类困境”。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和环境保护运动不断发展．人们将生态环境纳入到伦理关系之中,生态政治哲学由此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生态政治哲学“原野”转向的考察、梳理,主要介绍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三个流派的观点,并对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彼此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了分析,旨在进一步指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政治哲学观的合理性。     

新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生存的理由

旧人类中心主义是在文艺复兴以后被确立起来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仅仅强调人的作为感性欲望的主体地位。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存危机的根源。而自然中心主义企图通过把“自然”作为伦理主体来看待,这虽然对克服旧人类中心主义有积极意义,但是,本身却违反了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一种超越自然中心主义的“新人类中心主义”是把人作为“感性和理性统一”的主体来看待的,因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理由。     

生态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理性考察——基于《寂静的春天》的隐性价值预设

《寂静的春天》以其独到的视角昭示了生态伦理重要性,其背后隐藏的价值预设不同于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前提下的人道主义。通过对卡逊《寂静的春天》著作背后的隐性价值从生态学视角进行考量,运用马克思"否定实践理性"的方法论对生态伦理进行理论建构,试图对探寻中国特色式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理论实践进程有所启示。     

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伦理及其当代发展

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广度、深度上的历史进展,伦理学呈现为由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伦理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再到当代的生态伦理这一理论发展的逻辑阶段性,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截然分立的否定,而是一种包含吸收了前此诸阶段合理性、积极性于自身的辩证的否定。     

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与人的定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无法确立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确立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有赖于人的定义的更新。启蒙运动把人定义为“理性的人”，只有这一定义转化为“诗性的人”，生态文明的建立才具备前提。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兼论道德共同体范围的扩展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伴随着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变革 ,人类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人扩展至非人类存在物。这种生态伦理观的转变为当代生态法学提供了伦理学基础     

转基因食品的环境伦理问题之我见?--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分析

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焦点在于,前者认为环境保护是对非人类存在物的间接保护,非人类存在物在人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而成为间接保护对象;而后者肯定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地位,认为环境保护就是保护非人类存在物。如今,转基因食品在其应用及推广上同样存在激烈的争议,本文从环境伦理学角度研究,通过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观点对转基因食品的发展进行深一层分析。     

发生主体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复杂性视野

文章分析了环境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义学派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指出只有建立在复杂性视野下的发生主体论,即把主体视为由自在主体、自为主体、自觉主体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和网络系统,才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新平台。文章也密切关注植物的主体性涌现,力图以此为环境伦理学由“人际伦理”向“种际伦理”的演化奠定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     

反思环境审美中的两种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基于当前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美学领域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展开了批判。在主要的环境鉴赏模式理论中,卡尔松二元论构架与柏林特整体论都暗含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这种伦理价值向审美价值的转移是以后者的牺牲为代价的。但是审美主体性并非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审美主体在环境鉴赏中的合法地位,并建立起一种自由且健康的环境美学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困难与超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境遇解析

环境危机的全球化突显使得人类不得不反思过去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思路,逐步认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但是这种理论在进步的同时仍然有本质上的困难需要克服。本文认为解决环境伦理失衡的关键在于以人类整体的利益为基础,吸收非人类中心主义中有益的理念,在发展观念上坚持人类的利益与自然利益的协同发展,全面推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加强高等学校大学生人文教育的思考

人文素质在大学生素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培养人文素质为目标的人文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文教育的实质出发,作者结合当前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现状,探讨了新时期高等学校加强人文教育的具体对策。人文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完善个体的心性,提高人文素养,使人活得更自觉、更高尚、更高雅。但目前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还存在着片面地为实用和功利而教育、片面强调专业素质教育、高等学校学生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对人文教育的认识不够完整等问题,应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把人文教育与创新教育相结合、把人文教育与学校人文环境的建设相结合、把人文教育与提高教师素质相结合,以加强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     

音乐审美教育的人学解读与思考

音乐审美教育作为人的思维存在和精神价值的存在,成为具有全人类定义的培养人的活动.音乐审美教育的人学解读,就是以音乐审美教育中的人学问题为研究视角和路径,探讨音乐审美教育的人学本质和人学价值,澄清音乐审美教育本应具有的人学内涵,以期在理论上排除音乐审美教育面临着的"物化教育"、"奴化教育"的干扰和"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困惑.     

全球化进程中的人性培育

全球化进程是当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使得全球上的人类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强,全球问题同时也日见突出。要求人类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乃至自身的许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建立适应于全球化进程的全球道德,加强自身的人性培育。首先要突出理论形态上的人学研究,其次要树立“能够做”并“应该做”的全球化意识,还应该认识到当代国际关系对人性培育所具有的制约作用。维护共同环境,反对独霸天下,是全球化进程中加强人性培育的重要内涵。     

人性观与心理咨询策略

探讨人性的本质有助于心理学家更好地了解人、关心人。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人性观是一切方法和技术的理论基础,不同学派有其不同的人性观假设。在进行心理咨询时,应充分考虑到咨询师自己的人性观和来访者的人性观背景,在确立咨询态度时,注意自己的基本假设。     

孟子和施韦泽:具体人性的伦理学

孟子是具体人性和实践伦理学的发现者和创始人,他是第一位真正将伦理的普遍视野和人道观念与人具体、实际的需要相结合的伟大思想家,这种结合正是施韦泽非常强调的。在全球化时代,需要发现一种新的途径来扩展应用伦理学的方法,以强调新的世界范围的功能毗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从伦理上来说,全球化引发的剧烈变化呼唤一场发生在我们伦理思想领域以及伦理实践和人道主义实践中的革命。     

王安石的性命学说

道德性命在王安石是一整体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王安石不仅对性情关系、性命关系作了理论阐述,认为性情本来一体,其不同在于性属未发而情属已发,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命有正命、兼命;并且基于儒家伦理价值的立场,强调人由“习”和“养”转向善,实现正性和人为之命。王安石的性命学说对于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其未来走向有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刑事诉讼法律人性化探究

刑事诉讼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特殊社会规范，是否体现人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刑事诉讼法律的善良品格。在人权保障和人本精神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今天，对照国外相关法律在人性方面的显著进展，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在人性化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迫切需要从基础性理念、立法宗旨、基本原则以及具体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孔子的仁爱之道

孔子学说的中心是道的问题。从天道而言,他阐释了天命说。天命是人的命运的根本规定者,因此,人要敬畏天命。从人道而言,他创建了仁爱说。仁是人的本性,它源于亲子之爱且扩充为人类之爱。对于孔子和儒家来说,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为一个仁人。这正是学习的根本目的。     

中西人性预设差异比较及其对宪政制度安排的影响和启示

人性预设问题始终是思想家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从法治、宪政的生成看,对人性的预设分析也是其产生的基础。分析比较中西“性善”与“性恶”两种不同人性预设的差异及其对各自制度安排的影响,并在比较中寻找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思想的有益结合,将有助于我国的完政制度安排和宪政建设。     

论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的整合

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的整合,旨在解放人、促进人的发展。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之间的逻辑关联,使两者的整合成为可能。建设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教育者队伍,创新信息化条件下的教育模式,设置"科技与人文相统一"的评价标准,是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整合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