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兼评新《保险法》第17条

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屡屡被投保人滥用,成为投保人抗辩保险人合法利益的“万能事由”。在我国,该项制度的范畴仅指保险条款本身,其法理基础应是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原则。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需要重构,其基本思路是:说明对象为除“法定免责条款”之外的“权利义务条款”和“准权利义务条款”;说明方式原则上为“口头和书面”,“约定免责条款”例外;说明标准在“主动说明”时为“一般理性人理解”,而在“被动说明”时为“投保人理解”;法律后果则为“该条款不订入保险合同”。新《保险法》第17条仍需要修正,在说明对象上应排除“法定免责条款”,在说明方式上应增加对“被动说明”的法律规制,在法律后果上则应采用“不订入合同”规则。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表现主义理论体系、杂文学观念体系、《文心雕龙》即体系、以“原人”说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诗学体系,是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中体系论者的代表性看法。从以“古”构“古”;以“今”构“古”;以“西”构“中”;以博取约等四种体系建构策略可以见出,背景理论知识或体系建构中的“前理解”框架已成为制约体系建构及其建构策略中的决定性因素;寻求对“前理解”的突破、超越或建设性的“视界融合”已成为体系研究及其建构策略的最新动向。其中,为完善学科而进行体系建构;与西方文论一较高下;认知和传播需要;出于知识或职业趣味等心理动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值得反思。在体系研究中一定程度地抑制体系化冲动,在体系建构中克服体系先验预设所带来的片面性,有赖于理论构架与经验事实的相互支撑,有赖于对古代文论诸现象内部有机联系的准确而客观的复现;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应是第一位的。体系建构,不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体系”话语的活动杠杆,而必须在“道”与“逻各斯”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进行。“道”与“逻各斯”如何在深层次上获得融通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过早的体系化必然导致观念与理路上的错位与失范。     

由圣至仁

公益慈善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轴心时代”的中西哲学分别孕育了一对相应的公益慈善类型：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charity和philanthropy标识着“爱上帝”与“爱人类”;孔子则明辨了“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中西先哲的共通之处在于揭示了公益慈善的两种范式：一是基于个体道德性的奉献之“圣道”;一是基于交互主体性的共善之“仁道”。启蒙哲学家通过对“爱人类”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引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由圣至仁的范式转型。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的转换—— 从“供给者本位”与“需求者本位”的视角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的转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矛盾运动和外部环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经历了从“供给者本位”向“需求者本位”的转换。“供给者本位”强调把社会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而“需求者本位”则强调把“现实的人”看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两种育人理念尽管都是为了克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种困境而建立起来的,然而却由于其本身的理论缺陷,使其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实现“供给者本位”和“需求者本位”的统一是解决当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弊端的必然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与新时期高校“立德树人”使命

“立德树人”是我国高校的根本使命。要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立德树人”的“立德”工作,“立德”在培育学生政治品质、道德品质、思想等方面都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要求。要完成“立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组织建设、工作方法、教书育人、管理服务育人等方面加强和改进。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

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继承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     

“气本论”下的“圣王之治”——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哲学探究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一直以来就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他对君主专制的反思与抨击,让后世不少学者因此而认定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属于西方式的民主思想。这遭到了另一些持“民本论”观点的学者质疑。“本”“主”之争由此贯穿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始终。这样的争论之所以难有结果,关键在于学者们把关注的重点仅仅放在其政治思想上,而没有去挖掘其思想背后的哲学根源。     

礼·仁·中·生:儒家道德自由如何可能

自由可以在多种意义上理解.儒家别开生面地设计了一种道德自由,描述了一种道德境界,并就这种道德境界的可能实现做了精辟入微的探究,为道德建设和心理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支援意识和思想资源.该文在指出儒家道德境界的同时,力图从"礼"的理性自觉、"仁"的内在培育、"中"的方法运用、"生"的境界提升等向度,挖掘和深究儒家道德自由如何可能的前提条件、关键所在、方法原则、动态过程以及内在逻辑理路.     

苏轼的“因物赋形”论

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具有母题性质的文学意象，苏轼对这一意象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他的“因物赋形”说。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水作了深入的哲学阐释，他的“因物赋形”是以“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作为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刚中，，的一面来说，主张顺性适意的自然之道；从“柔外”的角度来看，则主张在顺性适意前提下的不变之变，两方面结合才是苏轼的“因物赋形”说的全部意义。     

赛珍珠翻译风格成因的多元分析

赛珍珠对中国文化无限敬仰,其普天一家的文化观影响着求同存异的文学观和尊崇原语的翻译观的形成。在文学创作中,她具有宽广超前的视野,通过文学活动促进人类心灵的共识。在翻译中,她通过异化策略,保留汉语特点和汉语文化形象,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在文化观、文学观和翻译观的合力作用下,赛珍珠的翻译呈现出通过模拟中国人的心理机制再现汉语表达方式、行文习惯,传达汉语文化习俗和意象的风格特点。     

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中西体育观比较研究

运用比较研究法和文献资料法,通过对中西方社会文化、宗教等因素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人文主义不同的起源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中西方人文体育观的差异及互相影响的因素.西方体育观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它提倡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主体;而中国体育文化在儒家人文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形成强调文化意境,注重艺术性的特点.随着"西学东渐"浪潮,中国的人文体育观逐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育价值观.比照中西方体育观的差异,可以为中国体育发展方向的研究提供更多哲学文化的视野.     

“新感觉派”的狐步舞：——现代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最初尝试

在文学"意识流"最初尝试的问题上,中国"新感觉派"的"狐步舞",从接受心态来说,"跳"得既时兴又焦灼;从接受实践来讲,似乎"把根留住"的情况要多一些.不过,总体的实际运作水准参差不齐,模仿的痕迹不同程度地依然存在,尽管如此,他们的最初尝试毕竟是当时历史产物下具有先锋性质的一次艺术实验,所以无可避免地要有相当的稚嫩性付出.要不然,哪有往后中国文学繁荣兴盛和中外文学关系健康发展之收获的喜悦呢?!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哲学虚静论与中古文学虚静理论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思想,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形成中国古代哲学中独特的"虚静"理论.儒家对"虚静"的阐述只注重一般的哲学层面,而道家则从一般宇宙观的角度阐述"虚静",认为"虚静"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的哲学方法.中古文学的虚静理论就是在这一哲学层面上引入了哲学上的"虚静"理论,把"虚静"看做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论.陆机的"虚静"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相联系,并用形象的描述,阐述了文学"虚静"的特点和实际运用的情形.刘勰则从理论的高度,将"虚静"与艺术构思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他完整、系统的文学虚静理论.     

孔子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祖国统一大业

孔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他提倡“孝亲敬祖”、“忠君报国” ,培育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他主张“用夏变夷”、“和为贵” ,为中华民族大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关于“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铸成了中华民族要求统一 ,反对分裂的民族心理 ;他崇尚“志气”、“节操” ,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献身精神。在孔子爱国主义思想哺育下 ,形成了中华民族光荣、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爱国主义传统正在升华为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大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论王德威文学史观中的现代性问题——基于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再解读

王德威评论晚清文学时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备受学界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内涵,极具启发意义。然而,王德威此论在破除线性时间观念、采用一种福柯式的空间化的历史考察方式上不免有失当之处。在呈现晚清的“众声喧哗”时,过多地停留在美学的领域中,忽视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且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带有一种隐含的西方标准。     

中国“写人学”的构建理据——从西方“叙事学”跨文化比较角度探讨

在西方“叙事学”日渐成为全球“显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构建一门本土化的中国“写人学”与之呼应。从学理上讲,中国“写人学”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叙事学”平起平坐的资格。首先,在经典文学创作传统中,西方强大的叙事冲力促成了“叙事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中国雄厚的写人资源也必然有利于“写人学”的降临。况且,中西小说中的叙事与写人往往分别是同生共长的,这也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了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现实条件。其次,中西写人方式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特行独立的本土品格,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与西方“叙事学”平行的独立学科体系。再次,如果说西方“功能性”人物观催生了“叙事学”,那么,中国“本位性”人物观也自然会推动“写人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