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

基于“目标群体回应行动评价政策及执行有效性”的思路,利用汾渭平原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行动来评估“双替代”政策及环境规制执行效能。鉴于清洁取暖双重政策目标,将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为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采用Heckman模型,从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均有正向影响。控制内生性的IV Heckman模型和PSM反事实估计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运用同时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IV Heckman模型,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层级拓展研究不同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在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均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应兼顾农户资本禀赋差异、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等对策建议。     

环境污染防治机理分析:政企合谋视角

我国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是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监督当地企业实施的,此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即在我国环境污染防治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对环境污染防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的实践来看,多处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罔顾中央委托,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政企合谋现象相当普遍。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的原因,除了地方政府政绩考评体系过于强调GDP、环境保护绩效评价制度不合理等现实原因外,还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不够合理的原因。为此,设计好一套科学有效的激励契约来防范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对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的防治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耕地保护主体行为分析及补偿激励机制构建

从耕地保护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行为目标出发,采用博弈分析方法,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对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构建和进一步保护农民主体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1.在当前的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对耕地保护存在着巨大的目标差异,再加上外部监督和相应激励机制的缺失,三者的耕地保护行为不一致,地方政府和农户更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2.实现耕地保护主体行为一致的关键是重新构建耕地保护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确定耕地保护补偿的主体和受偿主体、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建立多渠道的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筹集模式和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方式等方面。     

中国耕地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行为的分析

本文尝试从耕地保护主体行为特征和规律的视角探究中国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与耕地保护效果之间的关系,寻找耕地保护困境产生的原因和出路.通过对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耕地保护执行行为、监督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发现:农民缺乏对耕地保护政策的了解和保护耕地的意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激励与分权体制下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不相容是造成当前耕地保护困境的直接原因.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建立新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给予农民以经济激励,让农民从耕地保护中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将耕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完善考核方式.     

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与激励——基于一个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

中央政府强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快速增长关键原因.通过分析一个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可以发现:首先,中央政府对于GDP数量增加的强激励会减弱地方政府进行其他任务的努力,从而带来偏离社会最优的扭曲.其次,中央政府的最优激励程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因此,在现阶段的经济落后地区,继续实施以GDP数量增长为主要考核目标的强激励是可行的;但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应大幅度降低对GDP数量增长的激励.讨论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在GDP数量增长和GDP质量提高两个方面同时提供较强激励的可能性,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央与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关系——基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业准入规制目标存在一定差异,地方政府为维护自身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业促进等方面的利益,在执行国家产业规制政策时可能会出现一定偏差,即不完全执行中央政府的准入规制政策。鉴于此,通过构建光伏产业准入规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时产生偏差的原因,对中央政府的监督方式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混合策略支持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执行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执行应采取支持与合作的策略,中央政府应积极引导地方政府提升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偏好程度,确保地方政府支持光伏产业的偏好程度达到双方利益均衡,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赢。     

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

1931年江淮大水之后的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最终,政府借助于行政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缓解了灾区粮荒,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经济秩序。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关系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景象和趋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博弈主体,围绕着对经济管理"责、权、利"的重新定位和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始终进行着利益的博弈。为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各地方政府之间应相互尊重、因地制宜、发挥强势互补的效应。     

中国房地产市场政府调控政策的动态博弈分析

本文根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四个利益集团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多阶段动态博弈过程的讨论,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政府调控政策的目标与方向。我们发现: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由于其各自的利益需求形成了自然联盟。中央政府若要改变现有的博弈格局就必须增加对地方政府保障房投资的支持力度。通过对中央-地方联盟与中央-金融机构联盟博弈均衡解的比较分析,我们得出中央政府必须与地方密切合作,以激励地方增加保障房投资为调控方向,力求改变住宅商品房单一供应的局面,从而实现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目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机制设计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中国粮食进口与粮食产业链风险防范

识别和防范粮食产业链风险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中国粮食产业链在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的风险集中体现在供需紧平衡基础上的结构性矛盾:一是粮食产品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完全匹配,二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对粮食生产的质量和数量呈现差异化的需求。中国粮食产业链在流通环节的风险主要体现为流通体系的脆弱以及流通效率过低。我国粮食进口的历史与现状表明,粮食进口不仅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措施,而且也有利于粮食产业链风险的防范。     

粮食加工企业粮食采购渠道与网上竞价交易行为分析

基于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128个粮食加工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粮食加工企业的粮食采购渠道、竞价交易行为和竞价平台使用满意度。研究发现,调查样本中的多数企业采用3种以上的粮食采购渠道,传统粮食采购渠道对于网上竞价交易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粮食加工企业使用竞价交易的主要原因是保障交易资金安全、一次性采购大量粮食和容易找到竞价标的;企业基本经营特征、粮食采购特征和竞价决策特征是影响竞价交易的三类主要变量。为了推动粮食网上竞价交易发展,仍需建立全国范围的、影响力广泛的统一粮油交易平台,政策上营造接近于自由市场的宽松交易环境,提供更多特色粮食品种的竞价机会,批发市场交易平台也要面向粮食加工企业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服务。     

调整南北粮食生产格局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改革开放 2 0年来 ,我国南北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 ,促进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面对干旱发展趋势和人口增长的压力 ,从我国未来对粮食需求的角度 ,审视了南北粮食生产格局变化的得失 ,提出调整南北农业结构和重新发挥我国南方粮食生产优势的认识 ,并就粮食面积、粮食安全、粮食加工、粮食进口等关乎农业二、三非农产业结构发展 ,农民收益增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清前期四川粮食产量及外运量的估计问题

清前期四川曾有大量粮食运销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外研究者对四川粮食产量及外运量则有不同的估计。本文评述了美国学者珀金斯(DwightHPrekins)关于四川粮食单产量估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采用珀金斯的估计来计算四川粮食产量的局限,重新估计了清前期四川粮食总产量、本省消费量及可供外运的余粮数量。同时分析了影响清前期四川粮食总产量及外运量估计不确的若干因素     

城镇化与粮食生产效率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测算中国31省份的粮食生产综合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用面板结构工作文件分析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综合技术效率较低,技术利用水平不高,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纯技术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多数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较低,且表现出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应加大粮食生产技术的支持力度;城镇化的实施能促进中东部地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但对西部地区却产生负向影响。     

产业化经营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必由之路

粮食产业化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必由之路本文试图在分析国内外粮食产业化经营动态、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就粮食产业化发展方向与政策取向作些探讨。     

我国粮食进出口贸易是否具有“大国效应”——基于粮食整体和分品种的实证分析

加入WTO后,我国粮食市场更加开放,国内粮食市场与世界粮食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先从粮食整体角度,利用VAR模型研究我国粮食进出口贸易是否存在"大国效应",接着利用协整模型研究我国粮食分品种进出口贸易是否存在"大国效应"。结果显示:从粮食整体来看,我国粮食进口存在"大国效应",但我国粮食出口并不存在"大国效应";从粮食分品种来看,玉米以及大豆的进口存在"大国效应",而我国大米进口不存在"大国效应",但是大米出口却存在一定的"大国效应"。我国是玉米出口大国,玉米出口却不存在"大国效应"。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化和市场化背景下稳定粮食价格的政策建议

掌握国际化影响下的粮食定价权,控制市场化背景下的粮食价格稳定成本,是稳定中国粮食价格的关键和必要条件.基于中国中长期粮食供求紧张趋势,必须协调贸易政策与国内政策、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必须采取构筑中国粮食价格防火墙、实行粮食供求动态紧平衡、强化市场作用和完善政府干预等政策.     

从粮价波动谈中国的粮食安全及耕地保护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活资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近年来,粮价不断上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粮食需求总量却随着人口数量上升持续增长,如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就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本文简述了我国粮食生产状况,探讨了粮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分析了粮食安全存在的隐忧,论述了粮价波动、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三者的内在联系,最后提出了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应有的举措。     

中国粮食安全的应对策略

运用指标评估分析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占一补一,等价交换,等量开发”和“以贷换储,先贷后储,交储扣贷,财政贴息,并补粮食储备费”等举措,以保证我国粮食长远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