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食品安全事件中的良性媒体应对

食品安全事件是近年来全球公共安全问题中的热点,由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公众效应以及基于传媒的属性,媒体常将其作为关注的热点。媒体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发挥着监测预警、沟通信息、舆论引导等功能,同时也存在关注视角的选择性和职业自律的松懈等不足。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和社会监督力量,基于传媒良知和职业操守,媒体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必须形成一套良性的应对机制,包括建立信息有效传播机制、建立食品安全事件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媒体自律机制等。     

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信息工具视角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面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事后监管为主的治理模式屡屡失效,监管机构在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方面面临很大挑战。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为食品安全风险的多方协同共治提供了良好平台,治理信息工具在互联网中可以更高效地发挥作用。依托互联网,通过多元参与、风险交流和风险预警可以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水平,促进各方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共识的达成。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需要公众树立参与治理的责任意识,政府应树立开放治理和云端治理思维,同时加强对互联网本身的治理。     

公众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的感知研究：国际文献的一个综述

在我国,由食品添加剂滥用导致的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和食品添加剂安全性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公众对滥用食品添加剂可能引发的健康风险认识不足,加之网络媒体的夸大炒作,极易造成公众的过度反应甚至引发恐慌心理。为研究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恐慌心理,探索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风险感知,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章以2001年以来的国际文献为重点,选择了其中47篇具有典型性的国际文献进行了研究,由此归纳了影响公众对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综述显示,国际文献为我国学者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具体结论的适应性有待于实际的检验。     

食品安全报道的传媒责任——“老酸奶”事件中的媒体呈现及其反思

由名人微博爆料引发的“老酸奶”事件,由于涉及整个社会极为关注的食品安全话题,经过作为新媒体典型代表的微博的广泛传播和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一时间引发公众广泛议论,几近酿成公共危机事件.然而,由于始终未得到证实或证伪,成为一起少见的有始无终的传播事件.媒体应该反思在这起事件中的呈现,提升食品安全报道的“净化力”,强化食品安全报道能力,实现食品安全报道的日常化,以提升公众对于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感知与辨别能力.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以“康师傅馊水油”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高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导致消费者严重的损害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赔偿,而且造成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隐忧。当前,政府对食品安全直接监管的局限性、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以及食品企业违法成本过低都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应当将政府监管与社会化救济手段相结合,实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侵权责任与责任保险的结合,是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手段。我国应当在立法中明确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地位,确定投保人范围,并完善相关的缺陷食品召回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等制度。     

添加剂滥用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与公众恐慌行为研究

随着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和担忧。其中,添加剂风险已成为食品安全风险中比较突出的风险之一。文章基于江苏省内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南部(苏南)、中部(苏中)、和北部(苏北)三个地区657名消费者的实际调研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研究了影响公众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感知及其恐慌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专家理性与公众参与的协调

专家评估与公众认知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均具有重要作用.专家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可能会导致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失真.公众主体的复杂性及其认知的非专业性会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产生负面效果.因此,应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入手协调专家评估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通过公众参与克服专家评估的部分局限性,通过专家理性引导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正确认知.     

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以制止或抓捕盗抢者为例

公共安全服务中,公众看客心理有时会带来沉重后果,因此,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相当重要。但是,目前学术界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关注不够。以制止或抓捕盗抢者为例,利用逻辑斯特回归方法,研究内在性动机、风险感知以及参与能力等对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解释作用可以发现:内在性动机能够显著提高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同时,它的自我奉献维度正向影响作用显著;风险感知中,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值显著负向影响高风险性公众参与,风险感知总值的影响有限;另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等参与能力变量也产生了显著正影响。因此,为提升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行为,应该培养和识别个人内在性动机特别是自我奉献精神,并提供机会引导个人发挥内在性动机的作用,降低个人风险感知以抑制风险感知的消极影响,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并将参与能力合理纳入志愿者招募活动等。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风险沟通:整合框架与可能路径

风险沟通是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核心能力之一,有效的风险沟通对于风险决策、认知和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个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就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风险沟通进行了讨论,但只有对风险沟通的复杂过程进行综合性的认识与分析,才有可能将不同学科的贡献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切实改进重大安全事件防控风险沟通实践。因此,本文提出一个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风险沟通的整合性认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制定基于证据审查的风险沟通操作计划、增加政府机构的社交媒体网络可见度、更好地沟通不确定性等可能路径进行了讨论。     

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以台湾“美牛风波”为例

风险的新闻生产与大众传播机制密不可分,媒体在报道风险事件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风险。台湾"美牛风波"再次把食品安全风险拉入公众视野,本文归纳了此次风险报道中的价值判断、叙事模式和污名化路径,并分析出风险的真实后果往往是媒体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研究的结论指出,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该建立在大众传媒对风险信息的成熟反应和引导风险决策的公开协商之上。     

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及基本特征

利用舆情监测平台的数据分析了2007-2014年间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并基于内容分析法探究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政府、媒体、网民等主体的行为特征和食品安全事件等客体的风险特征。2007-2014年间的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经历了四个阶段,但对网络舆情主体的行为特征的研究表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环境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政府在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低。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客体的风险特征的研究表明,2011-2014年间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特征十分明显,肉及制品、乳制品等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食品种类,添加剂或食用物质的滥用等人源性因素是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食品安全事件主要发生在加工环节,大中型食品企业是主要的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主体,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地区。     

基于网络问卷调查的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研究

居民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是个体消费行为、企业风险沟通和政府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从居民对食品安全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评价体系,利用网络问卷调查方法 (问卷星)获取相关研究数据,在评价分析调查样本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的基础上,提出了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的增强策略。结果表明:调查样本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现状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得分为66.92分;居民对食品安全的知识掌握程度较好,为78.67分;态度方面略低于知识掌握程度,为72.55分;经历食品安全事件后的行为倾向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仅为49.55分。因此,增强居民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有效行为是提高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的重要途径。     

食品谣言为什么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下的传播行为实证研究

本文以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为理论基础,从风险认知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公众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风险较为担忧,且容易出现影响传播行为的负向的乐观偏差,即悲观偏差;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食品风险传播行为关系密切以及食品谣言为什么容易产生的生成机制。     

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构建的系统化进路

食品安全风险是具有或然性的损害源,防控法律制度要着眼于食品"从农田餐桌"周期中的风险存续规律,以保障公众食品安全这一社会利益为本位。针对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立法中存在的防控制度构成部分缺失、制度因素间协同水平不高、风险信息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缺失等不足,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遵循系统性指导思想,通过确立法律监督权保障公众利益的中心法益地位,调整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高监管权行为的科学性、有效性,完善风险信息保障制度和风险责任追究制度,积极开展国际法律合作,利用国内国际两种法律资源提高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的系统性水平。     

食品风险传播的洞穴影像:网媒议程设置研究

关于食品安全的媒体报道对受众的风险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有着显著影响。通过实证研究人民网和新浪新闻中心在十年期间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配合对受众的问卷调查,可以证明这种影响。首先,人民网和新浪新闻中心长期以来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存在相似的议程设置;其次,食品安全事件本身的严重性并不是两家媒体决定哪些食品安全事件应着力报道的主要依据;另外,受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知晓程度与两家媒体的议程设置显著相关,与食品安全事件的严重程度并未构成正相关性。可见,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议程设置可能对受众产生了误导,这种偏颇需要食品风险传播责任主体的专业化信息干预与平衡。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论析

食品安全问题关乎国计民生,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单靠政府监管已力不从心,必须发动社会公众参与到关系自身食品安全健康的行动中来.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将政府监管和公众参与加以契合,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通过对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理论基础的分析,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厘清公众参与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耦合关系;为解决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应制定并完善相关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法律法规,统一奖励原则、奖励主体,规范奖励程序,确立科学合理的有奖举报结构体系和内容,建立“深喉”举报制度.     

知识缺失还是知识自负？知识水平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中国10个城市成年受访者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风险水平较高,反映其对食品安全形势较担忧,且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存在信任危机。不过公众的感知控制力较高,普遍认为自己有保障自身食品安全的能力,因此在日常的食品消费中仍然有较高的信心。研究证实中国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知识层面存在着知识自负现象,公众自我评估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高于实际拥有的客观知识水平,且真正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产生影响的是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这说明传统缺失模型所倡导的以科普、辟谣为主要形式的致力于教育公众、提升公众客观知识水平的行动能够取得的效果可能非常有限;而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和感知控制力的提升能有效提振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制度成因与重构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威胁公众的健康和生活,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究其原因,这是与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分不开的。如何对食品安全进行及时有效的管理,已经成为政府重要的公共管理课题。本文透过食品安全事件来探讨我国现行食品管理制度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构的路径。     

论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信息公开的不足及对策

客观、准确的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信息的公开是预防和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手段。目前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信息公开的不足,正是造成我国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应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信息的统一发布制度,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信息。应减少公众获取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信息的成本,并做好风险信息的交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