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其收敛性分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衡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分别采用SBM模型和GML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视角对全国31个省市的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整体空间格局演变及空间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优;2)全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交替主导呈"平缓—大幅波动—趋于平缓"趋势,各省市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还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提高;3)随着时间的推移,位于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省市越来越多,但仍有大面积省份位于第二等级,说明我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还有待提高;4)通过收敛性检验发现,我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存在α收敛趋势,省际间的差异呈缩小化趋势,且全国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的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存在β绝对收敛,区域间"追赶效应"明显.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环境同治下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绿色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京津冀地区2005—2018年面板数据,采用DDF-GML指数测算了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增幅不大,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是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第二,从时间趋势看,"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自生态环境同治政策实施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大幅度提升;第三,从空间分布特征看,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内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第四,从影响因素看,研发投入与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04—2018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即开发区在建立初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开发区建立一段时间后,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成立之初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区域差异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经济、结构红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探究结构红利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会通过释放产业结构红利和人力资本结构红利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显著影响;在城市特质差异上,数字经济发展在非资源型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城市、一二三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表现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经济繁荣,释放经济结构红利,进而促进社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全面衡量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程度,本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并分解了黄河流域各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现2003—2020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拉动作用,而规模因素则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该地区出现σ趋同趋势,城镇化水平、金融化水平和研发投入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具有负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提高技术效率、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城镇化水平和改善能源结构等方面对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通过显著改善劳动力市场要素扭曲程度和资本市场要素扭曲程度的作用路径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地理区位异质性。为克服市场化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依据2015年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批复政策事件,运用双重倍差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分析并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分析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然后,采用静态IV-GMM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金融整体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两者都表现出很大省际和区域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沿海以及内陆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沿海区域的促进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而言,只有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     

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型城镇化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通过农业要素配置制约效应和非期望产出增长效应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或协同作用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劳动力迁移对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会先扩大再缩小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距.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我国近年来各省市的GDP生产函数模型,并结合各省市的具体劳动和资本投入数据,可以确定劳动投入与人均GDP同方向变化的关系,即劳动投入增加/减少时人均GDP同样增加/减少.结合对2006-2010年各省的劳动力净流入量与人均GDP水平之间关系的考察,证实较高/低的人均GDP水平会有正/负的劳动力流入,即我国正处于劳动力迁移扩大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的阶段.为避免区域间差距的过度扩大,建议对经济落后省份加大资本投入,使其劳动力净流出带来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上升;提高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边际收益,引导人力资本的区域内聚集和流动.     

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格局变动研究

用人均GDP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σ系数及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分别测算了1999年至2007年西部地区12省内部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内部差距逐渐拉大,这不但表现在西部12省(市、区)的总体差异,而且表现在地理位置相近的西南地区各省份之间、西北地区各省份之间,以及收入水平相当的高收入省份之间、低收入省份之间.借用马尔可夫链方法考察单个省份的经济发展行为变化,发现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两个分别向高水平和低水平演进的趋同集团.且稳定性很高.     

我国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实证研究

文章对经济高速增长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选取我国1990—2007年经济增长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数据,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表明,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关系,其中人均GDP 3 000美元左右是发展的关键期。根据经济水平维度和保护区建设维度的中位数分析,可以将我国31个省分为4类。因此,在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的关键时期,各省份应根据本省省情,制订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相应政策。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及原因分析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近十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数据显示,中国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的差距非常突出,且三大地带内部各自的发展呈相对收敛态势,这更加剧了东部与中、西部间的区域差异。即使是东部沿海地区,其区域内局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且有反复及上升的趋势。解决发展中的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历来有福利改善和经济发展两种途径,就中国而言,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义务,地方政府应更多地推进地方经济发展。浙江、江苏一带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要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发展民营经济是有效举措,同时应完善区域市场体系、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加快城乡一体化,逐步缩小和控制区域差距及收入差距。     

用泰尔指数分析省区人均GDP差异

利用泰尔指数对中国近20年的人均GDP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省区间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从1985年至1990年之间,省区间的差异在缩小,而1990年以后,这个差异却在拉大。省区之间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而三大区域之间,东部省份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效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效:民族地区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均GDP显著提高,民族八省区经济增长速度已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非农产业比例显著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成效显著。     

居民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评价

居民的实际感知与经济增长的客观事实相背离,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表现,实证研究发现,人均GDP、消费以及GD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作用呈非线性关系。在控制居民个人特征以及区域特征以后,人均GDP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感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消费增长的效应则是显著的。 GDP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是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基于实证分析而得出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注重和加强改善民生尤其是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关系及成因分析

利用山东省1981～2010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人均GDP与典型环境指标关系计量模型,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变化关系.结果表明:工业废水、烟尘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呈现出正"N"型关系,而SO2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没有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山东省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GDP和单位GDP能耗.     

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995—2011年福建省数据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工具,对福建省1995—2011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业面源污染中氮的产污量与人均GDP增长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中氮的产污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存在长期的矛盾;人均实际GDP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冲击是负向的,表明农业环境污染的加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差分解显示人均GDP增长是解释农业面源污染方差变化的重要变量,而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方差变化的贡献度较小。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益于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趋势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整体居民消费率纵向数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横向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出随人均GDP的升高而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分配不均、投资/GDP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的宏观经济规律、东南沿海地区过多地依赖外商投资促进GDP的增长尤其是业已形成的国际代工模式都是可能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的这一变动趋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