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道德法”是泛道德主义观念影响法律领域的一种表现。儒家的法律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法思想 ,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在立法方面 ,主张把道德的法律化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 ;在司法方面 ,主张把“中庸”与“慎刑”作为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 ;在治国方面 ,主张把刑法辅助下的德教优先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     

社会转型期我国道德法律化的路径探析

道德法律化是中国法制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容忽视的立法主张,道德法律化在应用过程中不能混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通过背景分析,道德法律化有着很高的可行性。在转型期这一尤为特殊的背景下,其实现路径应该立足现实,从更深刻的制度方面去寻求解决。     

当代道德法律化的若干误区评判

道德规范法律化(以下称道德立法)是我国现阶段法律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当前理论界众多的学者对其在法治实践中折射出来的价值内涵以及运作方式,进行了殚精竭虑的考古与思辨,其间虽然观点林总,但众多的探索并没有跳出传统思维的樊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和追求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已日见端倪。本文拟对转轨时期道德立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认识误区予以评判,以期能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服务。一、道德的法律强制误区评判道德的法律化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以道德为基础,将道德中的基本原则纳入法律体系之中,但在…     

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立法的构想与现实

刑事悬赏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制度,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起着辅助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和惩罚犯罪的重要作用。刑事悬赏制度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其程序法的地位,从而完成该制度从法律空白化到具有现实性的法律化。当前,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法律化问题重重,必须进行该制度的立法体系设计,以期将立法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证据立法上的确立

诚实信用原则属道德的法律化,其作用力已不再局限于民事法域。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证据立法的不完善,非法取证、证人虚假证言等有悖诚信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对司法公正的维护,程序正义的实现及社会信用系统的培育,实有百害而无一益。故此,在刑事证据立法过程中,有必要引入诚实信用原则,期望能在一定程度上规律刑事诉讼行为,捍卫司法信用。     

试论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是道德和法律的内在共性及道德功能的局限性,无论是在我国当代立法还是在西方国家立法中都有重要的表现形式。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仍然有自己独立的功能和价值,社会生活中有些问题只能依赖道德的调节,这些因素使道德法律化存在一定的限度。     

论道德法律化的不可行性

道德法律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建设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问题,文章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入手来论证道德法律化不应成为当代的有效立法模式.     

道德权利基本问题研究

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的权利,道德在本原上意味着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人性对象化。道德权利具有宽泛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特征,并表现为自由选择权、被尊重权、公正评价权等。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道德法律化是将那些社会基本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加以法律化,这有助于主体内在道德的对象化。     

论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及限度——以“常回家看看”入法为视角

道德和法律在调整范围和价值追求等方面有一定的重叠。在我国现阶段道德滑坡、约束能力不断弱化的背景下,提高公民道德水平,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道德法律化作为其中一个有效途径,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入法便是道德法律化的一个例证。然而无论道德或是法律的调整作用都不是万能的,道德法律化也有其局限性,"常回家看看"入法也存在一定的操作困境;需要在此基础上,界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并对提高"常回家看看"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提出合理化的规制措施。     

浅析制度伦理

制度伦理是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强调对制度体系做出伦理方面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辩护,制度的伦理辩护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意义。二是道德伦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将道德制度化最基本的途径是道德法律化,通过道德立法来提高人们遵守道德伦理的自觉性,已成为各国加强道德建设的一种主要手段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论语》释名

书名中的"论"字作"伦理"解、"讨论"解、"杂陈"解、"选择"解都是不正确的,只有"编纂"义是正解.这牵涉到词汇上的本义后见现象:即引申义使用在前,本义大量使用在后.《论语》的"语"字取对话义.此外,《论语》的定名时间在西汉,属于书名的定名在后,成书在前.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与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至少在西周时就有关于生态环保方面的规定,秦汉时将这些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颁布。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我国西夏王朝亦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涉及生态环保方面的法律。在生态环保思想上,儒家以“仁”为出发点,主张善待自然万物。宋时程朱理学的“天人合一”主张对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发掘搜罗中国古代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法规定,探讨各家各阶段环保思想源流,对于我们今天的环保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汉代婚姻礼法的伦理教化功能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推动法律儒家化进程,对儒家伦理进行推广和贯彻便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法制建设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为核心的婚姻礼法率先承担起传承儒家伦理的重任,从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都严格贯彻儒家伦理道德,最终为儒家化的封建法律秩序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对儒家伦理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进行惩治的伦理教化功能可以说是汉代婚姻礼法的主要功能追求。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南朝墓志铭创作述论

墓志铭汉至两晋数量极少,这一时期体制上尚不完备。南朝墓志铭较前代篇辐增加,文体风格逐渐定型。南朝四言墓志铭受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影响明显,雍容典雅,庄严肃穆。这和宋、齐、梁、陈历经频繁政权更替,希望稳定长久,儒学遂成为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上,又由于南朝墓志铭的作者多为帝王和儒士,那么其创作必为儒家思想之体显。     

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阐述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要辨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家伦理的不同意蕴。儒家伦理之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体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勿庸置疑性人文知识资源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 ,儒家伦理既有作为反面教材的警示功能又有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的根源性优势之精神动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