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事大国法制化——“有事三法案”是日本“战争国家法”

日本战后始终存在一个图谋发展军事大国的右翼势力集团,尽管不同时期其主张和行为有所变化,但目标是明确的:通过制定“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来完成日本军事大国化、自卫队国家化,以达到最终彻底修改和否定战后和平宪法之目的,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受美国控制,法制上受和平宪法制约的“不独立”、“不自由”的从属地位,追求与欧盟及世界其它大国的同等的“普通国家”地位。     

新世纪以来日本外交特点与趋向分析

新世纪开始后 ,为了加速“普通国家化”进程 ,日本外交在理念和对策选择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和经济外交上 ,日本都把体现国家利益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客观分析这些新趋向 ,在确立对日外交方针上是必要的。     

日本“正常国家化”及其影响

日本国家的"非正常化"集中表现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敌国身份"、战争的"非法化"、国家安保的"外包化"、国家主权的"残缺化"及领土范围的"模糊化"。随着日本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常国家化"成为日本的战略诉求。日本对"正常国家"的追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冷战结束后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路径分析

冷战结束后,对“普通国家”地位的追求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主题。日本通过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强化日美同盟、加强自主防卫力量建设三个路径,对军事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自卫队在军事行动方面的限制大为削弱。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先发制人”已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军事战略,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进程正在加速。     

对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文化研究的理性思考——评《日本战略文化与“普通国家化”问题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紧锣密鼓地调整其内政外交政策,企图摆脱战后和平宪法及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对日本国家行为的制约与束缚,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或"普通国家"。从日本战略文化的内涵构成、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来看,对其"普通国家化"的战略文化渊源及实践做出深刻剖析,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对其"战略文化"的历史沿革及对其国内外关系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为其"战略文化"与日本国家战略的研究提供政治文化基础和内在逻辑根据,有助于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以及日本未来政治走向进行科学地预测与分析。     

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实践

小泽一郎通过提出和践行“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化”两大政治理念,确立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理论旗手”的地位;通过推动“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化”相关法案出台、分化重组在野党、强化日美同盟、开展联合国外交、影响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等,又扮演了日本政治右倾化“强有力推手”的角色。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强力推进的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不但深刻影响了近30年来日本政局的基本走向,而且业已成为日本新老保守势力共同的政治诉求和奋斗目标。对小泽一郎思想理论的持久引领作用、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给未来日本政治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作出准确的评估。     

转型期的日本教师培养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教师培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课题: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 对教师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病理长期居高不下严重动摇了社会对教师和教师教育的信任。在此背景 下,提高教师专业性,恢复民众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成为日本教师培养改革的基本目标。为达此目标而进行 的教师培养改革呈现出“注重实践”、“强调合作”和“追求高度化”三个特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教师教育 改革的基本方向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产业化转型下的日本畅销书出版业发展历程及启示

二战以后,日本出版业的产业化变革与转型,为畅销书出版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宏观的发展环境.在出版产业化的转型中,日本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畅销书出版机制,成为出版业的一种“文化工业”,具有商品化、通俗化、多元化、娱乐化、国际化的特征.这是日本出版业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指导和维系着整个畅销书乃至整个出版业的运营,促使和保证了日本出版业长期的高度繁荣.但对产业化的过度推崇,也使得出版业的文化精神属性逐渐淡化,对畅销书、出版业、读者以及社会文化都会造成消极的影响.这也是日本“出版大崩溃”的重要导火索之一.出版产业化并不意味着对出版商业属性的一味推崇和对文化属性的忽视,二者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应该是出版业健康发展的永恒追求.     

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

日本文人对“成都”都市景观的跨文化“观看”与书写主要聚焦在成都自然景观、成都人文景观和成都风物景观三个方面,是巴蜀文化在日本传播及影响的有力明证。其中,日本文人对成都自然景观的书写首先关注的焦点是作为千年古都的蜀都/成都的“气派”“安逸”,同时还有成都之“第一乐园”望江楼、“蜀都最繁华”之东大街、“坚固精致”之九眼桥和安顺桥以及被誉为日本“鸭川”之锦江。成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而吸引日本文人并令其赞叹不已的则主要是“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水光竹影城西路”的杜甫草堂、“宫中的第一杰作”青羊宫、“神圣”的文庙、“日本见不到”的惜字塔等人文景观。对成都风物景观的书写多集中于被赞为“华人的俱乐部”的成都茶馆、蜀都的交通工具轿子和花干儿、昙花一现的东洋车和马车以及展现蜀人之雅趣的花市等等。对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进行美学层面的理论烛照,可知其具有地域化、景观化、文化化、多元化、奇异化、他者化等特质。     

日本人的义理观解读

义理是日本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有“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两类。通过调查发现义理并非是日本特有的道德观念。中国宋学的义理思想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的社会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既保持东方本色又带有日本特点的文化现象,成为扎根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一种风俗、社会规范。义理与人情并非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日本“家”文化刍议

界定了中日两国"家"概念在姓名体制、血缘关系和家业继承等方面的差异,并简要地评述了中国儒学东传日本后产生的变异,指出其在推动日本"家"文化的形成以及在日本社会结构方式、家业继承和"忠孝"观念的形成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它不断地推动着日本的政策走向右倾.究其产生的原因不外乎四点独特的日本文化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长期的泡沫经济、日趋右倾的政党政治、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其形成的现实原因.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抑制其泛滥,警防日本偏离"和平与发展"的航向,向前越走越远.     

从认知视角探析日汉"ている"持续相

认知语言学重视语言的人文因素,将语言与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在语言上实现人文合一提供了理论依据。选取日语中的补助动词“ている”为对象,从认知视角出发,揭示补助动词“ている”的意义,是根据所连接动词类型不同而不同的过程;将其所有的概念加以归纳统一为“持续相”,对其具有的各种意义进行归纳和解释,可对补助动词“ている”的研究及日汉比较引出一个新的观察点和一种较新的分析方法。     

"征支纪念"币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而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竭力否认日军当年惨绝人寰的暴行,公开叫嚷“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日本政府为表彰当年上海派遣军的“功绩”而颁发的“征支纪念”币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有力佐证。     

论日本人"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与文化特性

日本人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无论是日语单词“うつくしい”的涵义,还是日本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形式都表明了日本人“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另外,他们的这种意识也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小为美”是日本民族传统的重要的审美意识之一。他们的这种审美意识主要根源于日本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日本特有的自然景观。并且,日本人的这种审美意识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日本人对外来文明的改造,另一方面则是此种意识促使日本人凡事从小处着眼,注重细节。     

池水风吹绉,涟涟到岸边--"小津电影"片论

"小津电影"是日本电影史上的奇迹;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唱和的典范;也是日本电影研究中恒在的课题.以"小津电影"的代表作<晚春>和<东京物语>为对象,考查"小津电影"的风格特征.民族性与现代性表征等指标,揭示"小津电影"的发展演变与审美魅力是"片论"的直接目的.     

“一碗饭运动”与近代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近代中国民众的中心主题。期间,香港发动了为时三天的"一碗饭运动"。文章从阐明具体历史史实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一爱国举动一方面表现了近代民众对故国故土和传统文化的执着眷念,另一方面表现了近代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以及民族的凝聚力和一致性,可以更好地诠释和理解这一事件及其历史意义。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