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利法不正当行为原则的最新发展

美国法院对不正当行为原则的扩张适用,导致该原则下的披露义务呈现扩大之势;法院对欺骗意图认定标准的降低,以及该原则已不局限于建立一种道德标准,更将其作为一种提高专利质量的机制,是近年来美国不正当行为原则发展的最为显著的趋势。然而,该原则的不断扩大适用以及认定标准不一将导致诸多弊端,也因此成为近年美国专利法研究和寻求改革的热点问题之一。     

论美国专利侵权的不公平行为抗辩

本来专利侵权诉讼的中心问题是专利的有效性,美国专利行使权的不公平行为抗辩则把焦点转向了专利发明人或者申请人专利的申请阶段.在向专利商标局专利申请期间,权利人违反了信息披露的诚信义务,专利在后来的侵权诉讼中实际上得不到保护.现行司法实践中有关此类诚信义务认定的标准还不统一,导致了不公平行为专利侵权抗辩案件判决的混乱.可以通过立法来统一法院和专利局判断不公平行为的标准,修改有关不公平行为主观要件的证明标准,细化对不公平行为的救济     

论缔约中信息披露义务立法正当性及价值

信息披露义务虽然能在现代契约纠纷的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却并未被中国《合同法》接纳为一般性先契约义务。其障碍主要来自于作为中国《合同法》基础的古典契约法理论中的主体假定和契约模型预设。然则,在现代交易环境和新契约法理论的双重夹击下,古典契约法理论存续的正当性已被逐渐瓦解。在此背景下,对披露义务在古典契约法理论上的立法障碍进行全面解构,并依托建基于现代契约特点之上的关系契约理论求解该义务的立法正当性和价值,应能为中国《合同法》尽早采纳该义务并建构起完善的先合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浅谈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法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度作为公司法的"帝王原则",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经济生活的纷繁复杂使得该制度异化为股东规避法律义务,回避合同或侵权义务的工具。为了矫正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不平衡,维护公平、正义之理念,国外的司法实践中创设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并施行得日益充分。而在我国,该制度也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必然。     

论契约与对正义原则的证明

当代政治哲学对正义原则进行证明的主要方法是契约,这种方法的主要代表是契约论,契约论试图通过代表人在原初状态中的选择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但是,批评者认为,从契约证明的角度来看,契约论对正义原则的证明并不成功,功利主义也可以利用契约的方法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并认为这种方法优于契约论;而契约至上主义认为,应该基于一种比契约论和契约式功利主义更加彻底的契约方法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     

论美国法中的知情同意原则及我国的立法思考

基于对患者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的尊重,美国法要求医师在实施医疗干预措施前必须向患者尽充分的信息披露义务,向患者披露一位理性的患者意欲了解的对患者的医疗决定具有实质性(决定性影响)的风险和信息,除非存在紧急情形、医疗特权和权利放弃的例外情形。如果医方违反知情同意原则,患者可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下获得救济。探讨了美国医学法中知情同意原则的法理根据、医师的信息披露义务、患者为保护知情同意权可供选择的诉因和救济途径,分析了美国法的司法和立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并对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了思考。     

论《正义论》中基本善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罗尔斯在其义务论的道德哲学中区分了两种善理论,即善的强理论(the thick theory of good)和善的弱理论(the thin theory of good)。前者以良序社会中的正当原则为基础,并在正当优先于善的义务论框架中被广泛讨论。后者则以基本善为核心范畴,以此构建其道德哲学的实践推理基础。不过,他对基本善的设定由于游离于其义务论框架之外而未能得到足够关注。然而,《正义论》对基本善的设定却是理论的必然。该理论在《正义论》中有两个应用层次:首先,它是罗尔斯的道德契约论的推理起点;其次,没有基本善的存在,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将难以在道德层面获得足够的稳定性。     

美国专利实用性审查中的程序和证据问题研究

美国专利商标局和美国法院通过专利审查和司法实践,就专利实用性审查中的程序和证据问题,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美国专利法认为:除非具有公认的实用性,专利申请应当披露发明创造的实用性;申请人对于实用性的陈述具有推定适法的效力;专利局对于实用性的否证,应当符合表面证据案件的要求;专利实用性的举证责任应当在专利局和申请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证明标准是盖然性占优势规则.美国专利实用性审查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对完善我国专利法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     

信息不对称下投保人告知义务的法律规制

告知义务所需要解决的主要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信息不对称在保险合同的签订与执行过程中会引发道德风险,进而损害保险业的发展。我国《保险法》虽然规定了这一制度,但是对于制度的实体内容(如应该披露的内容等)、程序规定(披露的时间等)尚存欠缺,在司法实践中也引发了不同的争议。本文探讨了这些司法的疑难问题,为《保险法》的实践提出意见。     

论罗尔斯制度正义的优先性及其启发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实现了正义主题的制度正义转向,提出了制度正义的优先性(选择的优先性和评价的优先性)问题。罗尔斯通过契约论论证了选择的优先性,又通过制度正义作为一种背景正义比个人正义更为基本和重要而论证了评价的优先性。罗尔斯的制度正义优先性理论启发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制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关系,必须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必须把执政者的道德与制度本身的伦理区分开来,使人们既有支持和帮助建立正义制度的义务,也有改造不正义制度的权利。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价值认知

技术消费是技术品、技术服务进入消费领域的主体经济行为和个性创造过程。如果把工业遗产看作是工业文明的历史凝固物,那末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遗存编码就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和遗存标志符号化系统。从技术消费角度解读工业文明的孑遗,从技术消费价值认知过程探索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将是一个有学术前景的方向。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政党建设角度看三国革命成败的历史教训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在革命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对革命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对于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试图以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成败为例,并联系现实,阐述以上观点和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