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论儒学的人文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儒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以往在对戴震哲学进行思想史评价时常将其与近代思潮相关联,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由于近代思潮与之前的儒学思潮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思想史的评定方法缺乏合法性。实际上应当将戴震哲学置于儒学的自然进程中加以考察。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世俗思想的宗教化和宗教世界的世俗化

本文从哲学与精神文化的宏观视角考察了东方宗教及宗教史，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侧面剖析世俗思想宗教化和宗教世界世俗化的融合过程。其中对儒学与儒教作了重点辨析，综合介绍了各家的不同观点。作者认为：儒学作为世俗思想确在向宗教化发展，这是一种趋势。东方社会的两种系统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正在逐步靠拢、接轨，这或许证明东方的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     

生活、哲学与信念——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是近年兴起的“儒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诸般思潮中的一种。在“哲学”式微的现代,“生活儒学”执持于从“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进路复兴“儒学”,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如何理解“哲学”与“形而上学”,乃至于如何定位“儒学”中的“生活”观念,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儒学复兴路径与发展困境探析

传统儒学有三个层面,即政治制度层面（政治儒学）、生活层面（生活儒学或民间儒学）、精神信仰层面（信仰儒学）。政治儒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信仰儒学的建构难以实行,复兴儒学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生活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层面的作用。从文化的延续性、儒学的超越性、实践性、包容性等方面分析考察,儒学存在复兴的契机。然而在基础改变、传续断层、多元冲击的情况下,在精英化与大众化、知识化与信仰化的两难中,儒学的发展还是面临外部和自身的诸多困境。儒学复兴,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略论张君劢的科学观

张君劢以科学和哲学、知识和道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批判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泛化的理解;批判只强调科学实用价值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同时肯定科学的实用价值和内在精神价值;强调传统儒学和现代科学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强调以道德见长的儒学和以知识见长的西方文化是融合互补的关系。张君劢及他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审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坚持儒家主位主义的立场,使张君劢及现代新儒学用德性之知笼罩见闻之知,没有真正赋予科学知识以独立的地位,从而使他们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学的道德中心主义窠臼,也使他们最终没有正确解决科学与哲学、知识与道德、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景海峰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评析

景海峰先生是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力图揭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他对儒学近现代转型的深思、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评判、对儒学未来走向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视阈。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解析景海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中西方法文化的冲突与和谐——以宪政为视角

如何消解中西方法文化之间的冲突,并实现两者的和谐,是近代以来中国法文化学者一直在探索的课题。晚清知识分子提出"中体西用"论,试图以"西学"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合法性;新儒学者们的"文化转型"论,则希望从传统儒学中创造性地转化出宪法文化。这些文化策略都以失败告终。要实现中西方法文化的和谐,就必须坚持"在法治的框架下扬弃传统文化"的文化策略。     

西学东渐与儒学转型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主要方向。西学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给传统儒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先进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想的优秀成分,改造儒家思想体系,促进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提供了契机。回顾西学东渐与儒学形态的转换,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状况,而且对当今文化多元化状态下探寻儒学的发展路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边缘”的文化叙事——林语堂文化翻译的解构性研究

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中心走向了边缘,而在西方却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文章试从林语堂翻译文化中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解读他性灵闲适、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叙事与中国儒道释及西方现代性相融合的文化审美对中国社会正统进行的文本的潜在颠覆,对东西方文化的宏大叙事及西方话语霸权的潜在颠覆和解构。     

从西学东渐到儒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儒学现代化问题

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最高层面，它为中国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然而今天，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儒家思潮悄然兴起，主张儒教复兴，而这无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惯性流传罢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它必将消失于中西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关于“西学东渐”研究的思考

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本质最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围绕这三个层次,文章作了有益的探讨。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

康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汲取智慧,不断追求文化革新、制度建构、政治变革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代表了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批士大夫阶层向西方学习新知的时代高度。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与其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移植,不如说是东传之西方科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发展的近代模式。东传之西方科学对康有为所开显的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影响

文化价值观念通过影响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对制度变迁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转轨时期,文化价值观念演化遵循的路径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二是源于西方的商业伦理思想。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表现为国有金融制度变革的滞后性、金融制度安排的“推倒重来”等。而商业伦理思想的逐渐强化有利于逐步弥补儒家思想中的缺陷,有利于推进中国金融制度变迁。     

民国初年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转向与特点

民国初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和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涌入,儒学价值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失落,近代儒学的发展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康有为试图推动儒学宗教化由理论走向实践,重建儒学价值体系。这最终发展为两种不同的结果: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为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孔教,被为共和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民主与科学所取代;在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原来的主导性儒学价值观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在寻求新的组织制度依托的努力中进行新的民族文化建设。     

“通古今之变”：康有为儒家宪政思想的创立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大师,为解决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出路问题,康有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在学术上首创借用西学因素以＂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康有为首次提出宪法概念,从＂仁＂出发,进行了民本-民权-人权的阐释。康氏用西学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创儒家宪政思想,即建构对国家权力有所制约的君主立宪制度,体现为传承、西化、实践儒学,给新儒家提供了智识资源,开启了后人建构中国独特的儒家宪政制度的新思维。     

弘扬儒学思想精华促进两岸文化发展——“儒学与海峡两岸文化根基”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学与海峡两岸文化根基”学术研讨会就儒学与两岸文化重要根基、儒学在台湾发展、儒学在大陆发展、儒学内涵及特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用儒学力量凝聚两岸同胞文化共识,弘扬儒学精华以巩固两岸文化根基,为发展两岸文化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