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乡治方式的传统与变迁——"唐宋乡村控制与社会转型"系列研究之一

农本社会、专制-集权的国家体制及其迫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小农经济,影响了中国传统乡治方式的形成。皇权政治下大一统政权既要求建立攻防严密的政治秩序,更要求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秩序向民间社会强烈渗透。同时由于皇权专制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迫使官僚与下层社会势力相结合生成新的社会秩序。前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改造和后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新社会秩序的相融,导致了乡治方式的变迁。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二元体制与“三农三化”——关于中国三农发展的宏观思路

城乡区别的二元管理体制人为地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块 ,阻碍了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 (三农 )的发展。中国现阶段改革二元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 ,如果让三农大胆地走三化之路 ,也就是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 ,三化互相支持配合 ,就可以消减二元体制 ,促进三农健康发展     

论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他把乡里体制、保甲制度同乡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集政治、军事、教育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区共同体,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体系,因此,可以说他在乡村治理的思想及实践方面也是一位集大成者。过对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的内容与实践进行初步探讨,结合当今社会现实其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云南乡村政治发展研究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政治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政治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各种政治体系可以在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进行分析，不同的次级政治体系同样可以在此条件下进行分析。因此，云南乡村政治发展研究，试图突破政治发展研究以比较政治体系为主的分析向度，填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     

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的乡村建设观

20世纪30年代,在农村破产的历史背景下,滥觞于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迅速走向高涨,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广大农村,对风行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考察和评议。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乡建运动,但自由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传统,促使他们在详细考察中国农村现状的基础上,对农村破产的原因进行了学理分析,并进而提出了中国乡村建设的措施和建议。以《独立评论》周刊为平台,探讨自由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观,对于把握其政治主张和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分析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土地改革导致的中国传统乡村政治形态的断裂为共产党改造传统农民,对其进行政治社会化打下了社会基础;二是人民公社集权体制为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日常生活政治化使农民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政治知识,提高了政治能力,完善了政治人格。经过集体化的洗礼,农民成为了＂政治人＂。     

建党百年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的基本特征与经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心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百年历史过程相对应,中国乡村政治文化也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文化到社会主义乡村政治文化的演进,中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党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传授文化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和培养权利意识,总体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化成为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最主要特征,以乡村精英为主要载体的政治文化与之形成互动,成为党在乡村推进基层民主选举进而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工作依据.可见,探究党领导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轨迹与规律,对构建新时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助力乡村现代治理意义重大.     

村落家族文化影响下的乡村政治

当前中国仍有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发展,乡村政治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乡村积淀了几千年的村落家族文化对乡村政治有深远的影响,表现在对村民自治、政治整合、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法治等方面。乡村的发展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要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减少它对乡村政治的负面影响,合理利用其有价值的部分来促进乡村政治的发展。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