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马说》解

《马说》是唐朝大文学家,大思想家韩愈的著名杂文之一。韩愈一生为后世留下了七百多篇散文。其中“杂著”占六十五篇。韩愈的杂著散文,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政论、道论、学论、人情风俗论等各个方面。有人曾研究“只有杂说是韩愈论说文中唯一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包括《马说》在内的“杂说四首”正是这种“具有文学价值的”论说文的代表作。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孔子的"君子"思想

君子是孔子在《论语》中树立的理想的人格典型。孔子对"君子"这个概念的含义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认为,君子是求"道",学以致其道的人。由于仁道很难直接把握,但礼乐、忠恕之道与仁道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君子是通过克己复礼,掌握礼乐和忠恕之道来达到"道"的人。最后,求道有得——"德"——就成为了真正的君子,所以君子最主要就是指有德之人。这样的得道君子是符合道、与道为一、以身体道的人。在孔子看来,这才是获得了人之为人之本质的真正的人,真正的存在。所以,"君子"在孔子这里已经被赋予了存在论、本体论的意义。孔子的"君子"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前提。     

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知”与“力”的融合——论韩愈、柳宗元对文以明道和文学本位关系的发展与超越

以明道的观念指导创作,经常会造成作品的僵化与艺术性的匮乏,使作古文的风气难以普及.韩愈、柳宗元努力发展真正的道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由文以明道--发展为对道、气、文关系的梳理--提出不平则鸣说,他们一步一步消解了明道说的功利性给创作带来的包袱,以对文学独特规律的领会和把握,达到了"知"与"力"的融合.     

韩愈成为文坛领袖原因试绎

联系中唐文坛实际、社会状况及韩愈的个性特征、文学素养等方面，我们对韩愈成为文坛领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对其凭借良好的主观条件、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成就散文革新大业的才智与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与京派散文的生成及运命

真正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是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师陀、林徽因、吴伯箫等为代表的以纯散文创作为宗旨的作家群体。在其发展史上,大公报＂文艺副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副刊＂影响了京派散文的发展形态和变异,形成了京派散文作家队伍和京派散文的创作规范、散文美学,制约了京派散文的文体形式等,没有它,京派散文难以成派。而京派文学之其他刊物如《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等与京派散文同样休戚相关,它们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一道共同生成了京派散文,由此系列报刊,大可管窥出京派散文的兴衰历程。     

试论韩愈散文的章法美

当韩愈走到文坛上的时候,我国古代散文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曾在历史上放射耀眼光华的先秦散文,完全被骈文所取代,这种新文体,追求对称,讲究铺排,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美,也为文坛注入了不少活气。但是,它忽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一味强调形式,终于使自己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成为桎梏文学发展的僵化物。韩愈“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率先举起文学革新的旗帜,掀起了唐代的古文运动。他从“文以载道”的基本目的出发,推崇散句单行的秦汉式散文,反对形式主义的骈偶,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韩愈没有重蹈历代革新家“矫枉过正”的故辙,他不搞片面性,不走极端,在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     

圆道观与中国绘画

中国艺术意境创造中对“道”的认同是通过一种“圆而神”的悟觉思维实现的。它与整个中国艺术意境创造中对“道”的认同是相同的,中国绘画艺术中也同样追求“圆”之美。从表层(“象”之审美层次)而言,是追求着一种外在形式与结构之“圆”或完整的“空间境象”,包括特定的物理空间之圆,而从深层而言,则是要达到“气”圆与“理”圆。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文体之辨对小说观念形成初期的意义——对刘勰《文心雕龙》小说观念的再思考

先秦两汉的传统小说观念以“小道”为核心标准,其学术性指向远大于文学性。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论,在理论层面继承了传统小说观念,将小说视为一种学术体式而非文学体式,忽略了魏晋以来小说实际创作中凸显的文学性特征,从而造成《文心雕龙》中所呈现的小说观念出现理论与创作的脱节。因此,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时,应注意当时小说发展的大背景,尤其是杂传类等各体小说作品的实际创作情况。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道之文——论经学信仰与儒士对文道关系的理解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被视为经学"附庸"的典型而受到批判。今天,当我们换一种言说方式,经由经学信仰的视域透视儒家"载道"的文学观念时,我们可以洞见儒士的经学信仰在诗学层面得以显现的可能,并由此体悟历代儒士对"文"、"道"及其相互关系的差异性理解的原因。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