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杜甫三首望岳诗

杜甫的三首“望岳诗” ,是杜诗登览诗作的精品。其中 ,东岳诗偏于表现青年杜甫的豪情志向 ,西岳诗则偏于表现中年杜甫忧谗畏讥 ,遭贬以后重新济身朝班参与政治的希望 ,而南岳诗则偏于表现老年杜甫冀望统治者修明政治的思想。     

草堂:杜甫的思想憩园与诗艺家园

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了近5年时间,草堂的安逸使杜甫苦难的心灵有了暂时的栖息之地,草堂成为杜甫思想的憩园,但草堂的闲适并不能改变杜甫漂泊流离的命运,也不可能消弭杜甫的政治热情和情感倾向,闲情雅致、惬意自得的情趣与叹身忧时、顾念乾坤的思想扭结在一起,体现出草堂时期杜甫情感上的矛盾和困惑;另一方面,草堂时期杜甫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思想情感的沉郁老成,使他有机会审视和反思社会人生及诗歌创作,杜甫的诗歌理论在草堂时期逐渐形成并完善,古体诗创作得到延续、近体诗创作(尤其是五律)走向成熟,杜甫的诗艺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草堂成为杜甫的诗艺的家园.     

杜甫诗歌中的江河意象

杜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他的诗歌中,江河意象不仅表现了作者写作时的心情,更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江河在杜甫的诗歌中有着离别、时间、悲剧、闲适等丰富意蕴。     

略论杜甫之狂

杜甫是守儒持重的文人 ,但亦有极为狂放的一面 ,只是他的“狂”和李白有着很大的差异。李杜二人“狂”的共同之处在于狂得真挚 ,共有着“清狂”与“痴狂” ,而李白的狂态中少有杜甫那种蕴含着巨大痛苦的“迷狂”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论杜甫的边缘焦虑及其影响

边缘焦虑是杜甫人格构成的重要因素。边缘焦虑限制了杜甫对理想自我的设计和追求 ,使其社会生活呈现以官府为中心的显著特征 ;边缘焦虑还培植了杜甫的京城情结 ,促进其诗歌创作与社会现实和国家政治生活紧密关联。     

杜甫栖居草堂时期的精神困境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经济上的困顿,杜甫栖居成都草堂。草堂使杜甫从空间上避开了战乱,安逸宁静的草堂生活可从精神上弥补先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憾。栖居草堂,乃是客观情势所迫,并不是真心归隐,杜甫以矛盾的心态对待草堂生活。儒家思想的影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两重性带给他情感归属的困难。草堂期间杜甫虽然表现出了怡然自得、尽享天伦的情趣,但他的心灵深处是复杂的,杜甫不能完全消融在自然之中,他在精神上始终挣扎在叹世思乡、忧时嗟身的痛苦之中。草堂不是杜甫的“桃花源”,只是给杜甫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心灵栖息地,并不能真正消解“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的矛盾心态带给他的精神困境。     

论林语堂"闲适格调"的二重性

林语堂30年代所提倡并阐明的"闲适格调",包含思感情致与文体风格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所谓"闲适格调"即表现闲情逸致;就后者而言,所谓"闲适格调"是指小品文笔调.林语堂对后者的论述以及所写的与之相适应的许多小品文,促进了现代散文的发展.当年与尔后的激进的作家们只看到并抨击前者,而忽视或抹煞了后者.郁达夫则作了全面的考察,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可惜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     

白居易居洛闲适诗探析

白居易居洛闲适,经历了向往归洛、思洛、暂居、分司、离洛、归洛、中隐、致仕、终老等较为复杂的人生过程,它是诗人政治失意后的华丽转身,是他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探寻,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居洛闲适诗表现出大雅大俗的审美特征:慵懒的日常生活、凡俗的个性生活、世俗的大众生活,与清雅闲静的园林生活、名士风流的宴饮游乐生活等,互为表里。这种生活方式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对后世文人、文学、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陶渊明诗意栖居的精神历程

陶渊明诗意栖居的精神历程可分为矛盾期、和谐期和飞跃期等3个阶段。矛盾期表现为出仕与躬耕的犹豫与彷徨;和谐期表现为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的轻快与闲适;而飞跃期则表现为生活困窘的悲酸无奈而又在超验幻想中显示瑰丽神奇。这3个时期情态各异,但又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那就是摆脱外在的一切束缚,在人性本真的状态下自由地生活,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的精神皈依。     

无明本性与昭明德性--论熊十力形上信念的抉择

熊十力先生的思想有一个由佛归儒的过程.依据熊先生晚年著作<存斋随笔>,通过对儒佛两家两个原创概念"昭明"与"无明"的分析,认为熊对儒佛二家思想在学理上的抑扬根基于其形上信念的抉择在佛家以"无明"为人与世之根本特征和儒家以"昭明"为人与世之根本特征的形上信念抉择中,熊先生亲近了后者,疏远了前者.这种相对的亲近与疏远而不是绝对的执着和抛弃根源于宇宙人生证验的二重性,它决定了熊先生学兼儒佛而归于<易>的基本立场.     

自然的时代更替与人类时代的忧虑

自然至今已经经历了五个时代:黑洞时代、物质世界时代、低等生命时代、高等生命时代、人类时代。"不适者退化、灭绝"是大自然对生命毫不留情的淘汰法则,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越来越缺失,长此以往,人类生命机体与病毒之间的战争会以人类绝灭、病毒全面获胜而结束。人类的生存空间无限扩张天将灭人,人类的野性丧失人将自灭,因此,人类生命的延续一方面需要极大地压缩自身的生存空间以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在自身的生活方式上需要野性与文明的双重变奏。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杜甫去蜀前后心态析

杜甫去蜀前后 ,具有三对既矛盾又相联的心态 :一是暂酬知己与辞幕归隐 ;二是东游荆楚与北返故园 ;三是飘泊无定与随遇而安。了解诗人去蜀前后的复杂心态 ,有助于研究诗人晚年的思想、生活及诗歌创作。     

成吉思汗用人政策探微

成吉思汗不仅以赫赫战功彪炳史册 ,更以善于用人流芳千古。他的手下没有叛将正是他用人艺术的表现。成吉思汗敢于用贤、恪守诚信、爱惜人才的用人政策 ,是将士忠诚于他的关键。他不仅以诚信责人 ,更以诚信律己。忠诚、信义的选才标准吸引着千千万万崇尚忠诚、信义的人。成吉思汗用人不分民族 ,不分等级 ,唯才是举 ,使得他的周围“猛将如云” ,“谋臣如雨” ,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论杜甫夔州诗歌的孤独意识

坚强、乐观地面对现实是杜甫人格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风雨飘摇 ,万般无奈的杜甫只能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几乎都打发在巴蜀一带。随之而来的贫病、饥苦、流离以及寄人篱下的勉强过活使本非悲观主义者的杜甫时常在诗歌中流露出悲苦的一面。夔州是杜甫离川东下潇湘前的最后一站 ,在这里的一年零九个月 ,垂老的诗人道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挽歌 :思乡恋归 ,忆昔怀旧。其苦心经营的夔州山水景物诗 ,还有部分作品中流露的希求栖身佛教的念头 ,都显示了经历了太多磨难的杜甫在垂老之年厚重的孤独意识。     

论白居易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

白居易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与其独特性情气质、生理素质、生活经历、学养构成、人生经历和仕途遭遇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不仅融合了儒、释、道各家的思想,而且融合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智慧,后来不断发展成为白居易人生哲学的基本观点。     

论杜诗的用典艺术

江西诗派以及后世一些学者诗人把杜诗曲解为学问诗 ,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为诗歌寻找的一种出路。杜诗的灵魂是干预社会现实 ,其用典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抒写现实感受。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杜甫在用典艺术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主要是 :1.使用熟典 ,以豁人耳目 ;2 .活用典故 ,以方便抒情 ;3.不露痕迹 ,以增加韵味。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及其生命绝唱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 ,是诗人后半生避乱生涯的苦难终结。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文人在安史之乱后的悲剧命运。杜甫在湖湘之旅中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 ,寓寄着诗人的爱国思想、忧生思想、民本思想、平叛思想、怀乡情结、恋旧情结、孤高心态和隐遁意愿 ,堪称诗人毕生政治理想和善良人性的总结。古老的湖湘大地未能留住杜甫早逝的生命 ,但却如同屈原、贾谊一样 ,留下了诗人辉映千古的政治理想和人文精神。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 ,富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中也积淀着杜甫的精神滋润。     

杜诗“庞公”意识发微

在杜甫流离陇西以及西南时所作诸诗中,经常出现汉末著名隐士"庞公"这一意象.它在杜诗中有着颇为复杂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杜甫在乱世流离中以隐逸自视的自我意识,是杜甫自我形象的写照;另一方面,基于自觉的家声意识,杜甫又以"儒"否定了自己"庞公"式的隐逸生活,信守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而超越了普通士人的隐逸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