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略论

在现代传播与通讯日益发达的今天 ,研究中国古代传播方式与传播文化的特色具有历史意义。在中国古代传播方式的历史演进中 ,口头传播、印刷术传播、邮驿传播三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具有鲜明的特色。作为这三种传播方式的具体应用 ,小说、古代印刷广告、急递铺对中国古代社会面貌、统治方式、平民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建立现代的传播体系也具有参考价值     

广告传播的民族文化功能

广告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一种文化体系表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是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现代与传统,这两种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质的文化现象,在现实生活运行中,必然会发生碰撞、冲突与交融。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会在民族成员对现代文化的读解中构入广告文化,促进广告的传播;而民族文化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及维护传统的惯性,又使它在面临广告这一现代文化进入时,始终处于警戒状态。因此,广告传播务须正视民族文化的功能。广告传播的民族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构成广告的文化精神意蕴、形成广告文化表现个性、影响着受众对广告的接受取向以及制约广告文化传达等几个方面。     

明清西方力学在华传播路径研究

明清西方力学在华的传播为中国近代力学发展奠定基础,其传播路径反映了社会文化差异、受众认知特点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知识的积累及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成为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基石;17世纪初西方力学的发展水平、中西文化差异及明清受众对西方科学的态度转向影响了西方力学在华传播路径的形成;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西方力学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理论与技术各异的传播路径。该路径的形成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重构以吸收西方力学知识的过程,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发展的缩影。     

跨文化广告传播与多元语言文化现象分析

广告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形式。广告受文化的影响,在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社会中,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其中包含文化意义的广告,可能造成消费者接受的困难。要正确认识多元文化的含义,体现广告的文化多样性,是实现广告在国家内部———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传播的前提。我国广告传播显多元文化趋势,要借鉴西方国家广告的传播经验,顺利进行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社会中的跨文化广告传播。     

略论中西方传播观念的异同——“Communication”与“传”词义比较

英语“communication”与中国古代汉语“传”字的词义体现了现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的传播观念。两词词义相同之处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认识到信息传播的两个普遍规律“传信息”与“传物质”的密切关系;“传递”信息可以“共享”信息。两词词义不同之处反映了中西方传播观的各自特色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西方传播观具有“空间倾向”性,重视“横向传播”;产生于东方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传播观具有“时间倾向”性,重视“纵向传播”。     

略论中西方传播观念的异同从“Communication”与“传”词义比较

英语“communication”与中国古代汉语“传”字的词义体现了现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的传播观念。两词词义相同之处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认识到信息传播的两个普遍规律 :“传信息”与“传物质”的密切关系 ;“传递”信息可以“共享”信息。两词词义不同之处反映了中西方传播观的各自特色 :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西方传播观具有“空间倾向”性 ,重视“横向传播” ;产生于东方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传播观具有“时间倾向”性 ,重视“纵向传播”。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从目的论角度分析广告翻译

广告翻译的实质 广告是商品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它不仅是商品的推介手段，也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价值。广告以语言、图画、音乐等形式向人们传递商品的信息的同时，也传递了该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其他文化信息。广告的过程就是传播文化的过程，就是向目的受众传播本民族社会价值观念的过程，所以广告无时不体现着明显的文化特征。     

从传播信息到创造讯息——创造需求的广告传播新模式解析

广告是一种信息化的经济活动。信息经济时代的发展对传播的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注意力与影响力成为信息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以传播信息为主的传统广告传播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信息经济时代的要求,新广告传播模式以创造能创造需求的讯息为主要特征,以吸引注意力和产生影响力来对广告所传播的信息进行质的提升。创造能创造需求的讯息成为未来广告传播的重大使命。     

从产品推销到营销与传播整合——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

广告传播理论在20世纪的发展是纷繁复杂而又多元的。根据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把其分为三个时期,即以产品推销为核心意义的传统广告理论、转型期的广告理论和以营销与传播为理论基点的现代广告理论。这三个时期的广告传播理论不是孤立的,而且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这些理论都存有其内在联系和逻辑演进。     

儒家思想的传者本位回归与超越

儒家传播思想,是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一份非常重要的遗产,影响深远,衣被中华数千年。在人类迈向21世纪、世界各种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时候,探索儒家传播思想对东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儒家传播思想的考察,既要历史地回顾儒家传播思想对世界的影响,又要阐明儒家思想在当今以及未来的价值。揭示出儒家传播思想的产生发展的“传者本位”——“受众本位”——“回归的传者本位”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过程。     

跨文化交际中的沉默行为

沉默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和语言一样传递着非常丰富的信息。但沉默的使用因文化而异。在东方,沉默是一种积极的交际策略;在西方,沉默行为则被视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反应。沉默行为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工作、学习、政治、商务谈判和日常交际中。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东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语言观、价值观和语境交际类型。为了减少跨文化交际的失误,我们必须克服自己的文化定势,增强对东西方文化中沉默行为差异的敏感度。     

关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几点思考

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设立以来共有467位杰出科学家荣获此奖,但至今本土的中国人却依然与诺贝尔奖无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真正原因是中西方之间文化基因的巨大差异。文化是科学生长的土壤,我国要想在科学上赶上西方国家,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就必须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逐渐吸收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     

浅析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缺失现象

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不可分离。随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对英语教学中导入"目的语文化"已达成共识。然而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人们过于强调对西方文化背景导入,却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导入,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缺失,使跨文化双向交际难以顺利实现。本文分析了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缺失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中西交往伦理价值取向之比较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人伦为本位的社会，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以血缘与情感为基础，展现出了以心换心的情理交往方式，并希望通过礼仪的规范作用来自觉塑造人的德性品格。现代西方社会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交往以肯定主体存在的独立性价值为前提，形成了对话、商谈的理性交往方式，并注重法律对人的行为的强制性作用。中西交往伦理因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人才建设:西部开发的第一要务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当今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西部大开发这场规模空前、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实践本身是在人才资源紧缺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的人才队伍建设,是西部大开发顺利实施的保证。西部地区要走稳定、引进和培养并重的道路,要创造西部地区特有的新的人才培养管理模式。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在英汉语言中的折射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语言表达。中国人习惯于形象的、综合的思维,西方人习惯于抽象的、分析的思维,反映在语言上,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中西思维方式也存在着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的差别,并直接影响英汉语言句子主语的使用及语态的选择。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曲线型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直线型的,这也导致了语篇模式的差异。     

长三角通信一体化及江苏通信业的发展对策

通信一体化既是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对经济一体化和通信一体化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分析了长三角通信一体化的发展动因,指出其发展仍存在行政管理体系制约、区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两省一市通信资费差距明显和通信业务运行的割据状态依然存在等多方面的问题。江苏通信业应从提供政策保障、推进省域通信一体化、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实施省内试点和示范以及引导同一运营商在长三角范围内开展一体化的运营等方面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逐步走出一条既适合江苏通信业发展实际,又符合长三角整体利益的通信一体化发展道路。     

我国传播政策职能的转换

传播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的确立和发挥在当今传媒社会中,在当代民主的时代背景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传播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国内大众传媒产业化的实现及传媒业蓬勃发展,国内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跨国媒介企业的“中国”经营战略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等等。与之相对应,我国传播政策系统反应严重滞后,不仅政策条款陈旧,而且事实上仍存在着传播政策政治职能过于强调而经济、文化职能薄弱甚至缺失的“一强二弱”局面。当前,我国传播政策的职能将如何重新定位,传播政策又将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革新,是本文探讨的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