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需要调整吗?

本文认为,在现行的贫困标准衡量下,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发生率已低于3%,这部分贫困人口长期沉淀,难以逾越贫困的深渊;同时又有大量的低收入人口大批量脱贫又大批量返贫,始终在贫困线边缘挣扎。出现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过低,因此,调整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对我国新时期扶贫战略的制定以及瞄准贫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公共服务支出的济贫效应分析——以贵州省为例

对1978-2013年全国的及1978-2014年贵州省的农村公共服务支出与贫困减少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均发现农村公共服务支出对减少农民贫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农村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济贫效应。进一步,在对贵州省10个贫困村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对本地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程度越高,其人均收入水平就越高,这从侧面体现了农村公共服务支出的济贫效应。针对贵州省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应该在总体规划、农户满意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快推进农村贫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农民主体性建设、特色文化与配套措施建设,创设反贫困的环境条件、内在条件和保障条件,以充分发挥农村公共服务支出在贵州省的济贫效应。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农村低保对农户脱贫的影响及政策效应研究

2016年对甘肃14个贫困村的农户的脱贫效应的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低保对农户脱贫没有显著影响。效应评价分析表明,低保虽有效缓解了低保样本的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但对整体样本作用甚小,且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其脱贫效率较低。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目标、衔接、设计、机制等方面对农村低保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为有效发挥低保"兜底保障"的功能,扶贫开发和低保政策应从"衔接"到"统一"过渡,将低保保障线和贫困线"两线合一",精准定位于"补差",为2020年后"后扶贫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构建农村"低保",成本有多大?

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于1999年立法,可是,目前没有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统一立法。通过研究,发现无论在绝对贫困线还是在相对贫困线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补助支出在GDP和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都很微小,也就是说成本很小。只有农村庞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才谈得上新农村的建设。     

贫困标准测算的理论与决策实践：以广州市为例

贫困线的制定，是一个关乎理论与决策理念的问题。在对国内外贫困保障标准（贫困线）理论研究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生活形态法、基本生活需求法相互结合的方法探讨贫困线的研究路径，并以广州市的城市贫困标准的制定过程为例，对贫困线制定的理论与决策理念进行了探讨。     

新疆农村贫困问题初探

贫困是一种物质生活困难的状态,它是依据贫困线这一量化标准来划定的。新疆农村的贫困状况可以从人口、自然资源和目前的发展水平三方面得到阐释。脱贫与发展是农村贫困地区经济过程的两个阶段。贫困问题是一综合的社会现象,贫困地区的脱贫与发展政策及规划、措施的制定,必须建立在综合认识与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贫困线与我国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问题已成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对比国内外有关贫困及贫困线测度方法的异同,中国贫困线的划分应根据具体国情,因家庭规模、收入状况及地区分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我国农村贫困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基于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了各类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和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各类公共财政支出的边际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农村教育和卫生支出对农村的绝对和相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农业科技三项支出的扶贫效果显著,专项扶贫基金只对绝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新农村建设中能源贫困的制度困境与对策

我国农村能源贫困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但我国现有的农村能源法律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全国性农村能源专门法律;制度粗糙,配套措施不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制度不规范;新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不足等。通过综合考察分析国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农村能源法律制度建设的相关经验,在探索全国性的农村能源专门立法、理顺农村能源管理制度、加强农村新能源经济激励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为了减缓农村贫困,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扶贫文件,实施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本文考察了扶贫政策出台的背景,回顾了扶贫政策的历史,指出了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试图表明的是,要想真正减缓农村贫困,政府必须加大扶贫力度,改变现存扶贫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探讨

人文贫困是21世纪困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口居多,农村人文贫困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服务社会的专业助人活动与反贫困关系紧密。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工作领域,农村社会工作持守的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及其秉承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关爱与互助合作价值取向及其地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工作模式的基本假设及其所采用的策略是其有效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所在。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甘肃农村贫困线研究

将甘肃各市(州)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高低相对地划分为经济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地区,依据农村住户调查的详细资料和三类经济区农民年人均收入分布,分析计算出三类经济区的农村贫困线和贫困人口.结果表明:甘肃确定的农村贫困线太低,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近2/3的人被排斥在贫困线之外;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太高,占全省农民人口的近20%.     

20世纪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回顾及启示

20世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大体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三个阶段。这个世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本文回顾历史，揭示了不同阶段扶贫开发呈现出的特点、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就。     

甘肃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研究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广大农民身体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民族地区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甘肃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筹集资金困难,基金使用率低;基金补偿率低,农民参合意愿较差;定点医疗机构偏少,医疗设备缺乏,卫生人员水平低;报销程序繁琐,报销比例低。甘肃民族地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进一步加大宣传,提高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认识;大力支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参合积极性;改善医疗条件,加大农村医疗队伍的培养和再培训力度;制定便捷的报销政策,鼓励使用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结合民族地区实际,采取各种方式拓宽筹资渠道。     

贫困的定义与我国反贫困问题思考

用低收入和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这样的词汇来定义贫困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需要。一个人的贫困,除了生存需求的保障,还应包括权利、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发达状态。我国现阶段的反贫困工作,应采用相对标准,如居民平均收入的30％～50％或5％～10％最低收入人口比例而非某个人为的绝对值。反贫困工作在国家来说应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对贫困者的关切和救助。真正的反贫困行动,除了给予贫困者生存和生活保障,还应积极铲除人们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帮助他们踏上发展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