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监督对省级财政支出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BM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我国2002-2012年省级政府财政投入产出数据,采用SBM效率测度模型测算各省财政支出效率,同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估计财政监督对于财政支出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监督对于财政支出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显著,并存在“门槛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当人均GDP低于9826元,财政监督对于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人均GDP介于9826元和14705元之间,抑制作用有所减弱且显著性降低;而随着人均GDP超过14705元,财政监督力度的加大会促进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以政府支出规模为门槛变量时,财政监督对于财政支出效率始终存在抑制作用,但影响系数和显著性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而减小。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应重点监督预算资金结构合理性,而高经济发展水平省份应兼顾决算规模控制和资金结构合理调节。     

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否有助于改善生育率？——基于OECD国家的经验分析

生育率较低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改善生育率。本文采用OECD的21个国家从2001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来检验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否有助于改善生育率,同时检验了其他不同解释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他解释变量人均GDP、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税式支出、死亡率、失业率、教育支出和流动人口数量对改善生育率的影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低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高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显著。从长期考虑,政府要合理安排公共财政在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支出,不能一味的简单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必须要合理规划和适度投入,还要完善其他配套的社会政策,以达到财政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激励效果。     

研发投入、FDI门槛效应与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回归门槛模型

文章选取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CES生产函数面板回归门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产出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单一FDI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力投入双重FDI门槛效应;在FDI未跨越较低门槛值的省份,研发劳动力投入相比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当FDI超过最低门槛值并持续增大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省份,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研发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且FDI引发的研发劳动投入规模效应明显低于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基于制造业三大类行业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制造业三大行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占比作为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考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引入技术创新这一变量,考察其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制造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以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边际效应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负向抑制作用,即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制造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减弱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阻碍作用;技术创新在发挥调节作用时表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当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低于2.986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促进效应;当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介于2.985到6.567之间时,促进效应转为负向抑制效应;当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于6.567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当人均实际GDP低于5 605元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显著为负；当人均实际GDP介于5 605元到10 304元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仍然为负，但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当人均实际GDP大于10 304元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由负向变为正向。在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了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应该从大力推动农业规模化进程、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投入以及实施差异化财政扶持政策等方面入手。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而过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在企业规模约束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U形”非线性影响,说明只有当企业规模跨越一定门槛时,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在资本结构和资本密度门槛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倒N形”型和“N形”非线性特征,且均存在最优水平区间;（4）新常态下,有效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积极影响的重要抓手在于,兼顾研发投入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保持适中的资本结构和较高的资本密度水平。     

股权集中度、女性董事占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针对股权集中度、女性董事占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问题，选取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女性董事占比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研发支出正向调节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发支出负向调节女性董事占比与企业价值的关系。通过双重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当股权集中度在31.93%～35.87%时，其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提供参考。     

学前教育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7—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以人类发展指数（HDI）(1)框架下编制的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作为门限变量，探讨学前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趋势看，学前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当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GDP比重在0.34%～0.42%之间时，学前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2）从控制变量看，金融发展仅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政府支出仅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3）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学前教育对经济发展存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单门限效应；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存在门限效应，学前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健康绩效实证研究——基于2010年省际数据分析

随着中国新一轮健康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政府责任逐步强化,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及占卫生总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并显示持续增长趋势。政府投入的快速增加是否显著改善了我国健康产出绩效?本文运用DEA方法,通过对我国31个省区2010年政府卫生支出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的分阶段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持续增加对健康产出过程绩效的作用优于结果绩效,且各地区差异显著;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分别是影响我国政府卫生支出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水平的主要因素。我国健康保障制度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增加资金投入责任,更应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协调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目标、调整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以提升政府卫生投入产出效率。     

农户信息素养的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蔬菜种植规模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以山东寿光786户蔬菜种植户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和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信息素养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蔬菜种植规模区间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农户信息素养具有显著的增产效应和增收效应,且因蔬菜种植规模区间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信息素养的福利效应对蔬菜种植规模超过4.8亩的农户更加明显,蔬菜种植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促进信息素养的福利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加大农户信息素养培训力度、鼓励规模化经营和创新性生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实现

笔者运用中国1978年至2009年政府卫生支出与GDP等相关数据,对政府卫生支出的性质、最优规模及实现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卫生支出是生产性支出;目前中国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不足,其最优规模应占GDP的11.9%;政府卫生支出的边际产出随其规模负向变动;当年人均GDP与上年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对当年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笔者在最优取向增长模型中预测了2011年至2020年各年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希望为动态实现政府卫生支出最优规模提供合理途径。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利用1994年至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从1994开始实行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省际人均GDP增长率;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行政管理支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负效应,且显著;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这无疑是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实证的依据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卫生支出对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健康中国背景下,健全公共卫生防控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运用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州）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卫生支出规模、结构和区域差异对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是卫生支出对提高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具有显著的作用;二是卫生支出对有效防控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存在结构差异,增加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防控效果更加显著;三是卫生支出对提高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存在区域差异,卫生支出在东部地区的防控效果更加显著。鉴于此,建议通过合理配置卫生资源、优化卫生支出结构、制定差异化投入政策和推进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切实提升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防控效果。     

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7617个农民家庭样本，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家庭收入对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具有门槛效应，收入门槛值处于较高水平；家庭收入低于门槛值对进城就学决策影响不显著，超过门槛值时对进城就学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情境下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值存在异质性，其中小学阶段高于初中阶段，跨县域高于县域内，同步方式高于非同步方式。据此，应通过完善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机制进一步降低农民子女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并针对不同情况实施差异化进城就学扶持政策。     

公共福利支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

应用Hanson门槛面板模型,考察1990—2014年间40个国家的政府公共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以各国失业率作为门槛变量,将样本划分为三个梯队。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公共福利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依赖于各国失业率是否超过某一特定门槛值而不同:在低失业率的国家中,政府公共福利支出会提升经济增长,二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在中、高失业率的国家中,二者的关系即变为不显著。     

新型城镇化对资源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不同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各异,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大中小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协调发展问题迫在眉睫.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资源环境表现为微弱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资源环境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单门槛区间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门槛临界值0.490 2时,新型城镇化对资源环境产生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率超过该门槛时,新型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协调发展关系.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与企业绿色创新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门槛变量，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门槛值后，退出威胁的正向作用得以显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此外，在机构投资者为抗压型、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或重污染行业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更显著。     

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及效应研究

采用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法分析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电力消费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变量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作用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技术创新这一间接路径影响生态效率;(2)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性,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由显著的负效用变化到不显著的负效用,甚至演变为1％显著水平下的正向效用;(3)以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作用效应呈倒"U"型;(4)以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影响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研究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小,导致居民个人和家庭健康负担沉重,“看病贵”问题突出;公共卫生资源向城市、非贫困人群及大病医疗服务倾斜,导致健康公平性差、人口健康产出水平低。文章在分析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作为卫生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应该通过扩大公共健康支出规模、调整健康投资方向、加大初级健康投入、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补偿等方式,减轻居民健康负担、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效率、提升民众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