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健康绩效实证研究——基于2010年省际数据分析

随着中国新一轮健康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政府责任逐步强化,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及占卫生总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并显示持续增长趋势。政府投入的快速增加是否显著改善了我国健康产出绩效?本文运用DEA方法,通过对我国31个省区2010年政府卫生支出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的分阶段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持续增加对健康产出过程绩效的作用优于结果绩效,且各地区差异显著;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分别是影响我国政府卫生支出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水平的主要因素。我国健康保障制度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增加资金投入责任,更应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协调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目标、调整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以提升政府卫生投入产出效率。     

在政府规模膨胀中中国如何损失了效率

构建了一个政府规模传导和作用于社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基于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中的实际效应,并对其最优膨胀速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均衡和最优化条件下,政府规模的增长将能够正向地促进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中国政府规模的膨胀由于超过了其最优增长速度,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目标下,政府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在年份间保持一种大致稳定规模是最优和有效的。文章政策含义在于,政府规模增长应保持在一个合理、渐进的路径上,盲目、非渐进的政府规模膨胀势必导致生产效率损失。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收支规模增长速度大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可持续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需要引起社会关注和反思。     

中国地方财政卫生支出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分别以人均财政卫生支出和单位GDP卫生财政支出为衡量指标,对1997-2010年我国政府地方财政卫生支出的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和结构分解.研究结果发现,财政卫生支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人均财政卫生支出的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单位GDP财政卫生支出的区域差异波动上升.各区域泰尔指数的测算发现,不论是按照三区域还是八区域的划分标准,财政卫生支出的总体差异都主要源于区域内差异,东部地区尤其是北部沿海地区是缩小财政卫生支出差异的重点地区.     

长三角地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健康中国的战略背景下,分析长三角地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可为推动其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意见。文章基于2016—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动态两个维度分析长三角地区卫生支出效率,运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支出效率较高但各地差异明显,大部分地区规模效率较低、技术进步下降成为制约支出效率的关键。人均GDP、城镇化率与支出效率显著正相关,而人口密度、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财政分权与支出效率显著负相关,每万人口普通高等在校学生数对支出效率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长三角地区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建议。     

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分析和控制途径

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其年均增长速度快于财政支出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我国已成为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迅速膨胀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控制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的途径是科学合理地设置政府机构,控制人员编制;加强预算的编制和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力;加强监督,控制公用经费.     

公共卫生支出、健康结果与卫生投入政策——基于18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门槛分析（1995—2011年）

利用189个国家和地区1995—201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对一个国家的健康结果（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对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位于1.9%和6.62%。分段回归结果显示，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1.9%时，公共卫生投入对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没有显著影响，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较弱；超过1.9%后，公共卫生投入的规模效应开始体现，对健康结果指标的影响均显著增强；超过6.62%后，公共卫生投入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不再显著，对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的弹性系数不再变化，单位边际贡献不再增加。中国当前政府卫生投入规模仍然较低，需要继续增大公共资金投入、降低个人卫生支出比重。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及其公平性探讨

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是一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卫生支出关系到一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质量和国民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回顾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包括支出的水平、结构以及各级政府的负担比例,可以发现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水平、结构以及各级政府的负担比例影响了国民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因此,政府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加大对卫生领域的投入,并使卫生支出向次级卫生机构倾斜、向农村和经济落后的地区倾斜,改革事权的分担机制,进一步提高中国卫生服务的公平性。     

公共财政视角下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分析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绝对数每年都在上升。但政府预算的公共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却逐年减少,卫生总费用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增加所致。公共卫生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及GDP的比重较低,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缺少公平性,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也比较低下。必须从医疗卫生服务产品的特殊性质出发,正确处理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责任,转换财政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机制,加强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支持力度。     

政府规模、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借以一个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利用中国各省区的数据,考察政府规模和政府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希望为理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一个视角。研究结果表明,在本区间里,地方政府规模与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但与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关系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效率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对生产率增长均有积极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投资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反映了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投资偏好。     

卫生支出对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健康中国背景下,健全公共卫生防控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运用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州）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卫生支出规模、结构和区域差异对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是卫生支出对提高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具有显著的作用;二是卫生支出对有效防控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存在结构差异,增加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防控效果更加显著;三是卫生支出对提高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存在区域差异,卫生支出在东部地区的防控效果更加显著。鉴于此,建议通过合理配置卫生资源、优化卫生支出结构、制定差异化投入政策和推进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切实提升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防控效果。     

农村公共支出视野中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具有分层结构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两水平统计模型重点考察了农村公共支出对9省(区)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子女的属性变量后,代际收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省(区)间公共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同时表明,代际间收入流动性较弱。建议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应进一步考虑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从而为农村子女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平等机会。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研究

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终于达到占GDP4％比重目标,这与国家多年来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密切相关,也表明了国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经济增长是引起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固定资本增长是引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对财政教育支出存在长期正向响应,而对固定资本的扰动是短期的响应;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贡献率持续增大.固定资本投资存在着短期的较好贡献,但长期影响小于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     

近代中国与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宏观分析

近代中国和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在较低水平基础上,保持了一种持续、稳定和快速的增长态势,且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动特征和周期性波动。由于中日两国在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变动上存在显著差异,其对两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贡献力不尽相同。     

关于北京市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研究

利用北京市城乡居民1985年～2005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以跨期替代的居民消费模型为基础,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效应,且挤入效应在长期内明显强于短期;决定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敏感性比城镇居民低,其消费更加依赖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1950-1970年美国联邦国防支出在南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950-1970年间联邦政府以冷战为契机,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国防支出,引导南部经济发挥自身潜力,使其成为当代美国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到1970年,南部的经济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这一切为南部在80年代以后与西部和北部形成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奠定了基础.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以其特有的政策和经济职能,不仅可以从宏观上调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可以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     

基于扩展(Lag-Augmented) VAR 模型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着迷的话题。学者们也一直在为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找理论基础,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需要实证检验,通过对以往实证文献的评述以及实证数据的分析,文章选用扩展的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证明,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经济增长到国防支出的单项因果关系。     

财政政策动态效应与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检验

运用一个5变量的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估计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外生冲击对GDP、价格水平等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同时对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FTPL)进行检验。冲击的识别结合相关财政政策决策滞后的假定采用区分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的方法。结果表明,正的政府收入冲击将显著减少产出并降低价格水平;正的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的正面影响不如减少财政收入的冲击,其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有理由相信,减税比扩大政府支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另外,在选取的样本期内,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得不到实证支持。     

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综述

对国防开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探讨,可以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防开支和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减少国防开支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增强其正效应提供理论依据,对国防政策的制定和国防支出的统筹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旨在对国防开支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指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财政规模:理论与实证检验

在Barro的政府规模的内生决定理论框架下,运用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规模的面板数据,实证性地估计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以及分区域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是生产性的,但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规模过大;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均显现出随其规模扩大而缩小的效应;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实际规模均远远大于平均最优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