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西部贫困

浅议西部贫困文／段庆林中国要在本世纪内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西部是重点，农村是关键，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中西部农村贫困问题。西部作为中国的半壁江山，其价值远远超越了资源基地这一经济层次。解决西部的贫困问题，将是中国政府本世纪末最重要的任务之...     

1984—1988年中国农业增长滞缓探微

1978年开始试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但其在全国普及后,中国农业却陷入增长滞缓泥沼. 基于对河南省商城县一位老农民的采访,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当时乡、村两级地方组织以提留统筹费名义向农民收取的不合理税款削弱了农民的劳作积极性,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外流,从而导致1984—1988年间中国农业增长陷入滞缓境地. 此外,分析发现1987年农业增长的正向波动缘于科学技术运用的滞后效应. 1978—1988年间全国农业,特别是河南省农业的宏观数据又再次验证了提留统筹费对农业增长的消极影响和科学技术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的滞后效应,由此建议将农业赋税制度作为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抓手,同时着力完善科学技术在农村的引入推广方式.     

农民脱贫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重塑--以连片贫困地区甘肃定西为例

解决中国西部连片贫困地区甘肃定西农民的脱贫问题,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多,农业产业化水平低,贫困分布面广且地域差异大,农民文化、技能素质底下等制约定西农民脱贫的因素并没有彻底消除,农民脱贫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在实地调查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以往政府主导下的输血式脱贫模式的弊端,从发展区域经济,建立政府主导和市场运行有机结合的反贫困机制,发挥党的领导与农民首创参与的积极作用,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素质等层面出发重塑定西农民脱贫的新路径。     

返贫问题及有效控制返贫的对策研究

始自１９７９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有效地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河南省农村贫困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５００万人,陡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３７５万人,贫困人口净减少４５％。农村贫困人口由１９７８年占全省乡村人口的３８％,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２０％。由于这一时期尚无大规模的政府扶贫工程,所以其脱贫成效可以认为主要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而带来的农村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自１９８６年始,继国家扶贫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之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扶…     

纯收入后进平均法——对农民贫困的新界定

一、重新公定农民贫困是势所必需在当前改革日趋深入,经济较快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普遍热心于话小康,奔小康。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全社会也高度关注着农村贫困这一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由于国家确定的、执行多年的“老贫困线”已经滞后于中国农村早已发生并日趋深入的巨大变化,包括农村经济增长,市场放开,物价提高,农民收支内容、方式与水平改变,农户贫富差距拉大等,显然不能真实反映贫困状况,而贫困地区、贫困现象还客观存在,脱贫任务就全国而言还较艰巨,公定“老线”与地方各级政府及社会研究者对贫困的界定口径不一,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80年代中国的反贫困政策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反贫困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1979年以前,主要由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上的原因,缓解贫困的进展较慢。进入80年代,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明显改善。1986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42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比1978年增长1.7倍,成为我国历史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策与实践问题

决胜脱贫攻坚战和最终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农村将不再贫困。首先，绝对贫困是按照一个标准衡量的贫困现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贫困线也会发生变化，绝对贫困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其次，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社会公共服务差距的消除，农村的贫困将会主要以相对贫困的形式呈现。最后，农村绝对贫困群体数量清零，贫困县、贫困村脱贫摘帽，这些成就都是在脱贫攻坚战的强力推行下实现的，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脱贫的特点，一旦出现重大风险，刚刚脱贫的群体由于没有时间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极有可能返贫，如没有制度性抵御风险的机制，有可能发生规模性返贫。稳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核心是建立长效机制，这样一个长效机制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稳固和提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第二，稳固和拓展脱贫产业体系。第三，从乡村治理、人才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培育脱贫摘帽地区乡村的软实力。     

中国农村贫困的地区聚类分析——兼论分地区反贫政策选择

到１９９８年底，我国尚有农村极端贫困人口４２００余万，广泛分布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上海市郊农村基本消灭贫困，而西部不少省份农村贫困发生率仍高达１０％以上。同时，各地区的贫困分布形式与致贫原因也不一样。如何客观地划分地区类型，以便更好地度量地区间贫困的差异，寻找贫困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反贫政策？为此，我们利用１９９８年全国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根据贫困人口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特征值，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农村贫困进行地区分类研究，并据…     

2003年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

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2003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人,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60.8％。农村低收入人口2946万人,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52.4％。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合计为4709万人,占全国同类人口的55.3％。 一、绝对贫困发生率8.9％。2003年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比上年略有增加,贫困发生率反弹0.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5.8个百分点。 2003年中部地区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增加35.4万人,西部地区减少24.7万人。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扶贫重点县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2020年后农村反精神贫困探讨

2020年中国将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中国永久消灭贫困。2020年后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反贫困的目标将从以消除物质贫困为主转化为同时消除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反精神贫困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统筹推进农村反精神贫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978—1985年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政策的历史考察

1976年湖北省走在全国前列拉开了扶贫开发工作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那些通过普惠式经济体制改革仍难以摆脱贫困面貌的落后地区或群体,湖北省实施了扶持贫下中农困难户政策、扶持贫困优抚对象政策以及扶持革命老区与贫困山区政策等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使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不懈努力,当前已经进入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面脱贫的决胜阶段。回顾梳理并总结1978—1985年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实践,可以为新时期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以及"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中国农村长期贫困与消除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现阶段农村贫困现状的分析,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总体上属于长期贫困。同时,本文对现阶段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从农村遭受的政策性排斥予以了分析。分析表明,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公共产品供给福利及教育等方面遭受长期的政策性排斥是农村长期贫困形成的深刻根源。消除政策性排斥赋予农民这个群体、特别贫困农民应有的社会权利使他们得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保证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农村消除长期贫困的关键。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提高人口素质：西部农村反贫困之根本——以湖南湘西自治州为例

改革开放30年来，西部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看到西部农村反贫困任务仍很艰巨，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高是西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重大难题。依据贫困和反贫困相关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贫困人口素质是反贫困的核心和关键，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农村反贫困的长久之计和根本所在。因此，应把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培养贫困人口脱贫自救的能力，作为新阶段西部农村反贫困的重点。更新贫困人口思想观念，狠抓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控制农村人口增长，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西部农村反贫困工作的重中之重。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政策视角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研究

我国已于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目标,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脱贫攻坚战略解决的是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解决相对贫困,二者衔接相互构建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贫困问题。同时,两大战略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措施方面兼具相似性和差异性,故二者衔接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政策衔接的目标要求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巩固脱贫成效;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过渡;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政策衔接的重点主要在于产业、生态、文化、保障和生活等多个方面,从脱贫攻坚的具体政策过渡到乡村振兴总要求。     

西部开发必须以农为本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 调，我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农民收入。我们认为，各级政府正确领会中央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保证。 ──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主要在于农村经济的不发达。据统计，反映农村经济实力的各项指标，西部地区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农村人口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是全国的６９．３％，西部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为全国平均值的７５％。 ──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西部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在“三农”问题上表…     

政府、贫困农民在脱贫中的研究——基于收入分配的博弈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现象也是引起城镇、农村收入进一步加大的直接原因.我国市场经济经济运行中,政府制定什么政策会收到什么效果,可以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进行研究.在分析我国农村贫困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在贫困农民脱贫中的博弈关系以及地方政府跟贫困农民在脱贫中的博弈关系,最后得出了农村要彻底脱贫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