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种期刊看欧美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欧美现代主义诗歌译介研究之三

欧美象征主义早在1915年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在最初的十年间译介并不顺利,影响也有限,主要表现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出自己的象征派诗。但这一译介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养料,为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包括象征派诗)的生成打下了坚实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通过对1915-1924年间影响巨大、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文学期刊的统计梳理来考察欧美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的早期译介。     

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契合”对穆木天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派代表人物穆木天,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上都为中国新诗作出了巨大贡献。契合论作为西方象征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在经过中国象征主义诗派的接收和重组后,对中国新诗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对穆木天象征主义诗学中艺术法则的分析,揭示契合对穆木天早期象征主义诗学以及对现代诗学理论的影响。     

“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三）

穆木天1926年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文学批评体系是通过《法国文学的特质》建构起来的。针对＂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诗＂与＂散文＂的混淆,他提出＂纯粹诗歌＂,主张新诗的象征主义发展,追寻＂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与周作人、梁宗岱以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不同,穆木天的象征主义是通过＂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的＂交响＂和＂暗示＂即＂诗性境界＂实现的,他揭示了＂诗＂与＂散文＂在建构基础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为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及嬗变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曾经风靡欧美的文学流派,对中国新诗有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诗歌意境的亲合性,以及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互渗透与融合,开拓并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视野与艺术表现形式。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被引入、影响及嬗变,绝不是偶然的,是纷繁多样而又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学思潮相互碰撞与整合的结果。     

《李长之文集》失收新诗文献辑论

《李长之文集》失收的新诗材料经整理得诗8首、译作3首、诗话1篇.由这批文献出发,管窥李长之54年新诗生涯,足见他是新诗发展史上的多面手.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长之与卞之琳、林庚等人交往密切,并将《益世报·文学副刊》打造成自由诗创作者的重要阵地.他致力于译介德语诗歌,希图以德诗的精神和生命力来疗补中国新诗.在新诗批评领域,李长之见解精当,并自觉反思新诗批评文体,是为现代诗论转型的重要一员.     

战争文化语境下的域外现代派文学译介——以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为中心

1940年代,我国的域外现代派文学译介深受战争文化语境的影响。抗战初期各地出版业遭到破坏,域外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几近缺失。抗战后期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后方出现了一些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报刊出版业在战乱中逐渐恢复,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有所增多,主要是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周围的九叶派及其前辈诗人,他们把译介的目光投向具有共同文化境遇的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等人,并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     

“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郭沫若爱情诗的审美趋向及其缺陷——兼及郭沫若诗创作的一些美学特征

郭沫若以爱情诗创作走上新诗坛。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他说:“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指安娜——引注)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这些诗作于1916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新情诗。1925年,郭沫若创作爱情诗集《瓶》,这是他另一段浪漫而没有结果的爱情插曲的收获。《瓶》含序诗共43首,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纯爱情诗集之一。据作者说:“《瓶》在写出的当时自己颇适意”,发表后被吟诵一时,诗人蒲风称誉为“中国诗坛的空前的抒情长诗”。《瓶》之     

关于新诗格律的几个问题

新诗的节奏单元是音顿和意顿,由此建行构节形成音顿连续排列节奏和意顿对称排列节奏两大体系.新诗的用韵方式有传统式和现代式两种,新诗韵律除节奏和诗韵外还有同音堆集等辅助方式.     

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他们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这方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过程,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     

爱好由来落笔难 一诗千改始心安——许渊冲先生的古典诗词改译

诗歌创作需要修改,诗歌翻译更需要修改.研究许渊冲先生诗词的改译,可知先生诗词改译的特点改韵救义,删繁就简,内蕴毕现,诗意开豁,人称换位,重心转移,跨行增益,诗题改译,润色标点,诗行调整.     

《新青年》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新青年》在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凭借自身的舆论传播力量,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催生了现代白话文运动,并使之迅速扩大;它促进了白话文理论的讨论和建设,使现代白话文理论从笼统走向精细;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文作品,使之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新青年》对现代白话文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现代白话文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彻底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言中的正统地位。     

先锋精神：从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 看中国新诗用典出路

废除用典是中国新诗诞生时的一个明确目标。但是用典这一现象并没消除,且在本土典故中民族神话、传说一反历史成了最主要的力量。不过,这种用典不再是传统诗学精神的翻版,而恰是“先锋精神”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于内在气韵上反俗;第二,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第三,与西方现代诗学高度融合。通过古今诗学的对比,不难发现新诗用典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历史意识基础之上,在“先锋精神”的武装之下,这一事实极具存在的合法和价值的自足,这对我们认知和推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大有助益。     

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简论

该文拟对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一书做一简要述评。文章第一部分讨论《新探》中涉及《文心雕龙》的部分,认为黄维樑先生是希望以六观法为中心,依托《文心雕龙》发出中国古典文论的国际声音。文章第二部分讨论《新探》中对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相关论述,认为黄维樑先生重估《人间词话》、比较诗话词话与西方印象式批评主要是为了提倡文学批评的系统性和细致性。文章第三部分对全书做出总评,认为比较视野与现代意识是本书的两大理论特色。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一书瑕瑜互见,但总的来说是一本瑕不掩瑜的比较诗学力作。     

论小诗:一个批评的范例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建构的重要型态,“小诗”的写作不仅是新诗这一体裁本身的“历史”,它更关涉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复杂而歧异的思想状态和主体表达方式。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小诗”的命名是和周作人的日本诗歌译介相关的,周作人从译介日本诗歌中发展出“小诗”这一诗学概念。“小诗”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复杂、岐异又激烈的思想状态以及寻找恰当的主体表达方式所致,也是早期新诗内部发展机制的需要。对于“小诗”的论述,涉及到以下几个相关理论问题:一是“小诗”的诗学特征,二是小诗与传统的关系,三是小诗与国际诗坛的关系。“小诗”作为早期新诗中的一种范型,从流行到衰落,集聚了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产生之初的诸多话语特征,对于“小诗”的批评,不仅源于早期新诗的自我设计和想像,更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     

诗歌的属性与汉语的属性——周作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的诠释

“五四”诸大师中,周作人最早从有关“古文”与“白话”、“旧文学”与“新文学”、“旧诗”与“新诗”、“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相互对立互相取消的立论中走出来,也是最早超越文学的纯粹启蒙立场的“新诗”倡导者和理论建构者,他对于汉语诗歌在“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善”的效用与“美”的天性,尤其是对于汉语的属性与汉语诗歌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所作诠释和清理,至今具有重要的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