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公共政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现存政治体系和公共政策执行内容的认知与支持,提升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有利于调适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和客体的利益矛盾,增强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有助于消减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受公民参与能力、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度较低。我们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政府与公民双向沟通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健全和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渠道等途径扩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及对策

政治资源的流失主要是政府行政人员的素质差、滥用行政权力、行政行为不当、能力欠缺等造成的。要保护好这些资源,就要加强利益整合,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素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政府能力;加强制度创新及行政文化建设等。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社区自治探究

社区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对社区范围内公共政策执行工作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社区自治有利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化进程,优化公共政策执行系统功能,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等。公共政策执行中实行社区自治还存在制度、文化、关系等制约因素,这就要求社区自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掌舵"作用、抓好制度建设、理顺各种关系、开展政策社会化工作和优化配置政策执行资源,以促进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论参与型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公共政策系统的政治参与思想、心理和道德习俗规范等的总和。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完善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建设、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对目标群体的需求偏好的有效回应,并确保政策执行主体重视公民政策权益的权威分配和公正落实;因而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最终促进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问题探解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环节上，仍存在诸如政策规避等许多问题。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缺陷和利益倾向、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是导致政策规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健全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     

行政执行“中梗阻”:含义、成因及其治理研究

行政执行"中梗阻"是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中间环节、中间执行者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消极、被动或者低效的执行政策,从而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不畅,难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在分析行政执行"中梗阻"成因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行政执行者和制度等三个维度提出治理路径:公共政策科学化、明确公共政策目标,加强公共政策执行沟通;提升行政者的素质和能力、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完善公务员竞争上岗制度,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论公共政策执行困境中的价值冲突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困境,而这些困境主要是由政策执行体系内组织层级之间的价值冲突、政策执行人员内在确定性价值与外在规定性价值冲突以及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的价值冲突引起的。有效化解造成公共政策执行困境的价值冲突,必须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素质和能力,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的利益协调机制。     

社会转型与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

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三角发达地区进入了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化、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公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构成了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动力因素。但同时,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制度的不健全、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又成了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制约因素。因此,要推动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健康顺利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协调整合机制,大力加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制度建设,积极倡导参与型政治文化。     

论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保护与开发

所谓政治资源,是指凡是对政治体系的功能、权威、政治运行机制的效率、政治行为主体的权力、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影响和变动的物质性和非物资性资源。所谓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主要是指由基层政府的政策、规章、制度、税收以及出售的各种公共产品等原因引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的流失。政治资源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政府一些行政人员的素质差、行政权力无序运行、行政行为不当造成的。要保护好这些资源,可采取依法出售公共产品、保护集体资产、提高行政人员素质、建立正常的渲泄机制等措施。同时可组织专业人员下乡、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制度创新、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等办法开发新的政治资源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政策执行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实施的关键。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差别、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政策评估制度的健全程度、政策环境的优化程度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对策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民主化程度,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环境。     

电子治理风险分析：基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的视角

源于20世纪末的治理革命与信息通讯技术（ICT）的结合催生了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手段的电子治理,它将成为信息时代政府实现善治的新思路。然而,电子治理的发展却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的风险,包括电子治理实施的制度与决策困境;资金缺乏;公民参与缺乏、数字鸿沟扩大,以及信息安全与创新问题。相应地,电子治理的实现需要从创新组织制度、完善法律法规;突破资金与技术瓶颈;培育公民社会、缩小数字鸿沟;保障信息安全、加快技术创新等方面形成应对策略。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建构开放条件下的政治发展观

全球化是一个夹杂着政治、经济、文化变量的复合的历史进程 ,它对民族国家产生的影响集中投射在政治层面 ,构成对政治发展的挑战。这表现在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和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三个向度上。处于开放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从政治上作出回应 ,即在主权上进行自主限制 ,处理好主权与其它国家权力的关系 ;致力于国家能力的提升 ,处理好政策制定能力与制度变迁能力的关系 ;并在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上处理好民主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政治发展的工具理性将使全球化这一由西方国家竭力推动的过程 ,成为逐渐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     

论文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机制

从近几年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实践看,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绩效并不理想。绩效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有效的政策实施机制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从文化产业政策实施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文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机制,指出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对策。     

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从东道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文化制度三大因素出发,对2005年至2012年中国企业在全球176个国家发生的432起跨国并购案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投资倾向于政治制度完善的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投资倾向于经济制度自由的国家;在文化制度方面,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投资的区位选择没有确定的正负向关系。     

农村经济精英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化解策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经济精英的参政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农村经济精英的政治参与还存在着参政态度冷漠、参政方式无序、参政目的功利等问题,影响了农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形成规范和监督农村经济精英政治参与行为的合力,使农村经济精英的政治参与成为一种自主性与控制性互渗的有序参与。具体措施有：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提升农民政治素质;拓宽有序政治参与渠道,加大对农村经济精英的政治吸纳;加强制度建设,规制农村经济精英的政治参与行为;转变基层政府角色,加强对农村经济精英参政的管理和指导;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与应对之策——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各项农业政策在农村落地开花。然而政策文本制度与现实执行层面存在巨大反差,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政策执行悖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各项农业政策执行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是农民等基层政策参与者对农业政策执行的冷静观望甚至漠不关心。以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模糊-冲突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W县Q镇农业政策执行过程,探讨科层制结构下的行政性执行、政治锦标赛下的政治性执行、积极惯性下的实验性执行、亚瘫痪状态下的象征性执行,发现：在模糊性较低的自上而下执行路径中,基层政府面对层级压力和政绩考核,一般通过树立样板的典型性执行和扶植精英的替代性执行来完成政策目标;而在模糊性较高的自下而上执行路径中,基层政策目标群体因为参与感和主动权的缺失,最终通过各种形式主义来消极应付性执行和机械象征性执行。此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源整合、利益均衡、农民参与、多元联动等提升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     

论中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实现途径--兼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特殊性

中国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道路要受到行业内部特殊矛盾运动形态的制约。以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为例透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与政府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一种有关中国文化事业体制改革过程和特点的具象把握。在整个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艺术表演团体固有的政治-伦理角色、市场-经营角色、艺术-行业角色三重身份和伦理性目标、政治性目标、经济效益目标、审美价值目标等多重目标之间相互矛盾、相互依存和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了艺术表演团体内部复杂的矛盾运动。而正是这种矛盾特殊性构成各级政府在推进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基础。     

乡镇债务产生的政策分析

目前,乡镇债务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它影响着农村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顺利进行,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策原因:财税体制改革中的财权与事权的错位、农村改革后期出现的经济相对萎缩、农村工业政策的变迁及后期乡镇企业的衰退等。这些政策造成的乡镇债务,是长期政策变化的结果,它是我国不同时期经济、政治变化的产物。因此,从乡镇债务的形成机理上分析,要想彻底解决乡镇债务问题,应着力于政策适时调整,使政策与我国的经济、政治相适应,方法上应注重循序渐进,微调各种既得利益。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文化因素分析及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我国文化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阻滞现象,严重影响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基于文化视角,通过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文化因素分析,提出摒弃传统落后观念,强化政治社会化,完善公共政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