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引经决狱与两汉法官造法之价值分析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的加快,司法官员常常通过引经决狱制作判例,规避法律,这种做法对两汉判例体系创建、司法官员自由裁量权的实现及儒家轻刑主张的具体实施意义重大,也为我们今天法官造法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借鉴。     

公羊义与两汉法律理论和实践片论

汉代法律领域的一大特色就是"经义决狱",尤其是"<公羊>决狱",即运用公羊义解决法律理论问题和进行定罪量刑的具体判决.<公羊春秋>的尊尊、亲亲、贤贤,以及善善也长、恶恶也短等一系列观念,决定了决狱在君主专制和宗法人伦社会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本质内涵:尊尊君权至上、亲亲隐情不坐、贤贤讳罪抵过、善恶本事原志.理性审视公羊义在两汉法律中的本质和功能,有助于科学认识传统政治儒学的精神特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内容和方式.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论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

经义决狱,又称<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系汉代流行的一种司法审判模式.汉代经学的发达,使汉人将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视为司法"宪章",由此导致了经义决狱的大流行.对经义决狱历来不乏褒扬者和批判者.研判汉代经义决狱案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许多案例贯彻了儒家的慎罚和平恕精神,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断案者对儒家经义的援引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义决狱执行上的分歧滞涩和处境上的尴尬的成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乃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产物,并不具备法典所应有的周延逻辑和体系性,由此发生理论的碰撞和实践的窘境就在所难免;第二,对儒家经典的多元解读赋予司法裁判者以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冰冷的司法和执法活动变得温情脉脉,但同时也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使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打折扣.经义决狱发展到后来,往往不尽限于刑事案件,亦扩及于对民事生活的干预当中.以经义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弥缝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和非人道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擅断和以经乱法等一系列流弊.     

汉代法律实践的诠释哲学思考——以引经折狱为中心

引经折狱又名春秋决狱,是形成于汉代的一种司法方法。它以儒家经义(主要是《春秋》)作为评判案件的依据,强调原心定罪,在中国司法史上一度流行并影响深远。以现代眼光来看,运用西方盛行的本体论诠释学可以使这一中国古代的司法方法被更好地接受与理解。具言之:引经折狱的断案过程,可以视为司法官与立法者的两种不同的法律观点之间的视域交融;司法官为寻求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往往求助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典故的解释;在引经折狱中,汉儒的主体性与实在性得到了彰显并同历史情境之间产生了互动。     

《春秋决狱》佚文评析

深入分析《春秋决狱》六篇佚文,可见以经决狱之一斑。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针对特殊案件而实行,强调主客观条件,创造了若干司法准则,影响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走向,促进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春秋》决狱在推进法制文明进程的同时,亦存在一些弊端。     

汉代法政体制述论

汉代法政体制伴随廷尉的设置而逐渐形成.廷尉是汉代最高司法机关,但并非唯一有司法审判权的机关,丞相、御史、尚书等行政长官亦兼理司法.汉代所创制的疑狱谳报、录囚、杂治(议)、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制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决狱"的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的主导下,在"权"与"情"的双重作用下,"春秋决狱"尽管没有直接造就完备的法制,却开创了礼法融合的先河,为完善独特文化底蕴下的中华法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董仲舒的法政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简

董仲舒是汉代治《公羊春秋》的一代鸿儒,其思想主张在《天人三策》中初显,后在《春秋繁露》中更加成熟和系统化。他的政权三重正当性论为君主专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完整的、体系化的理论依据;天人感应论和灾异说不仅有力地论证了君权天授,还起到制约君主专制和指导统治方略之德礼政刑的作用;“中民之性”的人性论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为国家礼法制度提供了人性论依据;《春秋》决狱不仅纠正了汉承秦制以来法律的教条和僵化,而且开启了传统中国衡平司法的先河。     

浅议魏晋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演变方式

儒家思想融入到律法之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演变最为显著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包括经义决狱、援儒入律、引儒入律.类似提法学界讨论不少.但是具体到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本文认为经义决狱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初步探索,援儒入律使得儒家思想法律化进入立法程序成为可能,引礼入律才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终归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法律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曹魏至北齐,这不是简单的时间变迁,这种变化更是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

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这个过程便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它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决狱是其开端，以经注律是其深入，以经立法是其完成。《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贵和求和的司法文化——以“《春秋》决狱”为例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不仅开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迈出了儒家"和"的司法文化曲折历史的第一步.通过"<春秋>决狱"遗存下来的四个案例的分折,展示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     

春秋诀狱与法律思想

春秋诀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对中华法系的法律思想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西汉时期法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春秋诀狱的提出过程的具体分析，指出春秋诀狱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治国思想的巨大转变在法律思想上的具体体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治的完善和社会制度的巩固，但却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精神探析

中国古代司法总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下司法活动作历史的考量,再现了古代司法的特定语境,演绎出司法活动的两大特点:一种情怀,任意不任法;一种悖论,锻炼成狱。封建统治者在处理法有明文规定案件时,往往基于诸多律外因素作所谓“衡平”处理,任意罗织罪名,文致于法,这种情况几乎存续于整个封建社会,是中国法律文化下的特定生成物。     

论滥用“狱侦耳目”的危害及其防治——以张辉、张高平冤案为视角的反思

“狱侦耳目”虽然在协助案件侦破方面具有一定辅助作用，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其在侦查过程中极易被滥用，从而异变为一种直接实施“侦查行为”的秘密力量。张辉、张高平冤案的爆发，反映了滥用“狱侦耳目”对于司法公正的巨大危害。对此，应当从法律修改与法律适用、制约机制建设、侦查模式改革三大层面入手，建立起健全而完善的防范、治理机制，以减少并遏制“狱侦耳目”的滥用，最大限度地避免“二张”式冤案的再次发生。     

狱神信仰初探

通过对狱神信仰现象特征、塑造原因的历史考察,探求其折射出的历史文化内涵.狱神信仰具有一般民间信仰的许多共性,但它有自己的特点:它的事件主要发生在特殊空间“监狱”中,它的信奉者主要是狱吏和囚犯,它的形象特征呈递增式的变化.塑造狱神信仰的过程,是封建统治者利用民间信仰控制社会的过程,是普通民众对圣贤钦佩崇德的过程,是狱吏囚徒对狱神形象和它所寓含的神力精神崇拜的过程.     

《春秋》经传对汉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

《春秋》经传在汉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代“春秋决狱”、规范祭祀和立嗣继绝等行政管理理念的形成,深受《春秋》经传的影响;而由《春秋》经传衍申出的“守经知权”、“通三统”等理念,则时皇帝专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