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彝族先民的“天人合一”观

天与人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课题。本文从远在祖国西南边疆的彝族先民口碑古籍和彝文古籍中，探讨彝族先民在天人关系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彝文字符文化特征研究

彝族文字是彝族古老文化及其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彝族文字字符中闪现着彝族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彝文字符内涵包含了彝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蕴藏着彝族哲学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本文以彝族族名与彝文字符渊源,彝文字符蕴含的文化内涵,彝文字符的文化创意性,彝文字符中的文化变异表征,彝文字符中客观事物特征体现为内容,阐释了彝族文化在彝文字符中的表现情况。彝文不仅记录了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其字符本身的文化内涵也记录了彝族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西南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彝族是我国西南的古老民族,拥有丰富的彝文典籍与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彝族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理念,来源于先民天地人合一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他们的自然崇拜活动中,不仅体现出对生存环境的保护意识,更有着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与措施.彝族传统文化同样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主要体现在彝族的兄弟意识、社会结构、伦理教育与女权现象中.     

古蜀地竹崇拜文化研究

文献记载的古蜀地的夜郎竹崇拜,与彝族先民有密切关系。夜郎是濮人,彝族是以西南当地濮人为主体融合其他先民而形成,这在史界已是定论。所谓夜郎王即竹王,是崇拜竹并视竹为图腾的反映。彝族不仅在其古彝文文献中有竹崇拜的记载,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竹崇拜的传承,比如四川彝族的祖灵“玛堵”即是。古蜀地部分区域曾被称为夜郎国,存在过崇拜竹的文化现象,并有过“竹王庙”之类的祭祀场所。古蜀地竹崇拜文化与彝族先民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彝族“天人合一”生命智慧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中也有着丰富的表达。彝族“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观,建立在对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同源的体悟之上,既有宇宙本原论意蕴,又包含着进化论、辩证法的思想,是有彝族文化特色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通过对彝族“天人合一”生命智慧内涵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理解彝族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同时也可为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参考,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彝族民歌中的原始宗教信仰

彝族民歌在历史的洗濯中,必然不可避免的打上本民族意识形态烙印,而彝族的宗教信仰,是彝族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原始宗教借原始民歌以宣传,原始民歌借它增加了内容,扩大影响,保存与传播.并推动彝族先民的物质生产,丰富精神生活,形象地记录了彝族先民的历史、习俗、心理,并将彝族民族文化传承.     

凉山彝族民间文艺中月亮意象的文化蕴涵解读

在凉山彝族民间文艺里,月亮意象承载着彝族历史文化记忆,是彝族生命情感和审美情感的凝聚之物,表达了彝族先民 的生存智慧与奉献精神。从凉山彝族民间文艺对月亮文化的追溯、重铸和延展三个部分,探讨月亮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 代性,厘清凉山彝族月亮意象的文化内涵和现实价值。     

圣竹·神鼓·虎龙山·招魂礼——广西那坡彝族非物质文化载体之探究

竹子、铜鼓、虎龙及其生长、盛行之地与广西那坡彝族先民生息密切相关。其优美动人的传说对后世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是当地一种非物质与口头文化载体。圣洁的竹子,是彝族人民生存、生活的精神支柱;神秘的铜鼓,是彝族人民奋发向前的鼓动力量;源远流长的招魂礼,记载着彝族人民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巍峨的虎龙山,深深地印下当地彝族先民漫漫迁徙的脚印。研究竹子、鼓乐、招魂礼仪、虎龙山及其在广西那坡彝族地区特殊关系,挖掘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抢救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具有深刻的意义。     

“罗罗”论 ——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

“罗罗”原意龙虎,是一个美好的语汇。彝族族源是多元的,元代设立罗罗斯宣慰司,标志着彝族族源另一元的成立。元 代开始,罗罗成为彝族先民的概称。用大量文献史料,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的追溯中,论述了彝族族源的形成与发展 的过程,提出了彝族族源的多元论以及罗罗为彝族先民的改称,并分析了“罗罗”的文化内涵。     

浅论彝族的信仰与禁忌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彝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在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在这里，他们写下了自己光辉的历史，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样，彝族的信仰与禁忌也就成了其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它是在彝族先民们与大自然搏斗求生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与彝族先民们的原始宗教意识和世界观是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的。对于彝族的信仰与禁忌或具有宗教意味的崇拜与习俗的研究，是了解彝族历史衍变的重要途径之一。一、信仰与禁忌是潜意识的宗教式崇拜的派生现象禁忌是人类广泛具有的文化…     

论西南少数民族的天人观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关系不仅是汉文化系统的主要问题,也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思想所具有的内涵之一。西南少数民族先民对天与人有着丰富的认识,在天人关系上表现为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内涵,而且具有宗教神学的意蕴,为西南少数民族的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的宇宙图式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观的主旨是相一致的。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天人观的探讨,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西南少数民族思想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为现代社会的生态保护、养生理念、人生境界等方面提供了文化资源与借鉴,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     

唐代道教山水诗中的艺术化人生

唐代道教山水诗,以真实或想像的山水为审美对象。道教诗人在山水之间安置契道之心,通过修心、炼性实现其宗教目标,同时也达到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在唐代道教诗人的隐逸生活中,表现出超凡脱俗的时代理想和艺术化的人生追求。     

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孟子、荀子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孟子以心善言性善,认为性在心中;荀子以欲望为人性,认为性在身。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园林中的体现

“天人合一”宇宙观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园林朝自然式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组合成的，具有诗情画意的、供人颐养和游憩的综合艺术品，是艺术的宇宙图案。其构思从“象天”到“法地”，从对大自然的简单模拟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最高创作理念，都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具象”化。该文在简要介绍了“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起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最后指出了这一哲学思想对现代园林建设的指导意义，提出现代园林的设计理念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以人为本，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人类、自然、文化、生态、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现代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从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确定生态协调,这是以＂天人合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在这种生态思想中,天人合一学说,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点,也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生存境界。正是在对＂天人关系＂的阐述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尊重生命和保护环境的思想,在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这些思想为我们的环境保护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藏族本教信仰与环境保护

本教带自然空间看成是自然、神与人三位一体的统一体，认为宇宙是由三界构成，上界为天界，中界是人界，下界是龙界，这三界是相互沟通、相互依存的。藏族先民既崇敬自然，又敬畏神灵，他们认定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受自然神的管束。所以顺从自然诸神的意志，将自己融入自然，成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他们的生活准则。在藏族看来，人生于自然中，与自然万物共同生长，保护自然山水便是保护自己的生命。正是因为有了本教这种宗教以及人民对其的信仰，才为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的平衡提供了先决条件。     

《老子》中隐存的人学结构探析

从传统文化发展来看,人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老子》正是通过对宇宙自然的思考亦即其道论开始他的人学思考的,依照“天人之学”这一内在的逻辑展开他的人学思想。以“道”论作为本体论根据、以性自然论作为人性论基础,在探究“天人之际”的理论背景中敞开其全新的人学视界,最后归人生最高境界于“道”的境界。文章认为,这是《老子》人学思想展开的基本逻辑架构。     

论“义以为上”的价值根由——基于宋明儒家的视域

讲天道、重义理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特质。宋明儒家以天为本,通过天人合一的义理构思方式来说明道德价值的合理性,这尤其体现在对“义以为上”价值原则的辩护中。他们从天人相通、天人相别、天人相宜的角度出发,集中论说了“义以为上”的道德形上根据、内在根据以及实践根据,展现了以公正为内涵、以中和为基础、以道德实践为归宿的道义原则,彰显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义理特色。     

《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

《论语》中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孔子对“天”的态度已经明晰,他对其神秘性“敬而远之”,对其神圣性则“敬而行之”,体现在天人关系上,则隐含了多层次的“天人合一”思想意蕴,具体包含“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次。在“天意人承”层次中,天是外在于人生命活动的神秘之天;“天启人合”层次中,人与天的神圣之德相合;“天命人成”层次中,神圣的天与人之间双向印证、双向成就。三个逻辑层次在文本中相融相就,为后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经过后世儒者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并成就了今天中国担当精神的风貌,兼具理性积极的担当之勇、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