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阐释: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

本文从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的视角对《呼兰河传》进行了文本细读和诗学阐释 ,认为《呼兰河传》是“抒情性写实小说” ,它鲜明地体现出萧红感性的小说诗学思想与理性自觉的文体意识 ,是一次独特的小说新美学实践。在叙述策略上 ,萧红极富创意地设定了三层叙述结构、两种叙述视角和两套叙述话语并使之融为一体 ,合力建构了《呼兰河传》的先锋叙事。文章进而认为《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部传世的经典杰作     

论《呼兰河传》启蒙与民间的双重立场

萧红的作品近年来很受关注,《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散文体的诗化小说。《呼兰河传》体现了启蒙与民间的双重立场。启蒙与民间的双重立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得《呼兰河传》刚柔并济,既有批判的力量,又有对民间、对故乡的柔情。     

《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在女童视角中的比较研究

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两部采用女童视角的自传体小说。在女性视角和儿童视角的融合中,萧红更多地介入了成人化的思想,使得其视角缺少像《城南旧事》中的成长感,这也同时让《呼兰河传》的视角更为静态,更为客观。而同样是视角的变迁,萧红在作品中采用的是多视角合一的手法,林海音则选择了单一视角的视点转换来实现。通过女性话语、女性意识的融入,两位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了不同的“阴性”空间。     

荒草没残碑,百年有余情——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萧红的《呼兰河传》批判了呼兰河城一些骇人听闻的日常生活、落后的民俗传承、愚昧的习惯势力、泯灭的生命意识;同时赞美了小城人民卑微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充满了对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怀念。小说实则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本身的故事,对普通人痛苦的极度敏感和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挚烈关注使萧红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激情去询问他们生命的价值和属于他们的幸福,小城人民的生与死,他们原本暗淡无光、微不足道的一生,在萧红的关注下焕发出奇异的艺术光彩。《呼兰河传》是诗化小说的精品,具有空间小说的结构,以及浓厚的散文意味和自叙化的抒情特点,感觉化、超常规的语言,传神细腻、力透纸背。     

浅说《呼兰河传》的语言张力

《呼兰河传》是一部散文体抒情小说杰作,独特的文学语言,使作品富于表现力、充满想象力,具有震撼力。     

《呼兰河传》的文人自觉与功能实现

《呼兰河传》可以说是最能体现萧红文人自觉的一部作品。作者以独特的散文化艺术风格和充满女性关怀的视角,以＂寂寞独语＂的叙述方式,勾画了松花江岸呼兰小城的风土人情以及那里人们的愚昧麻木的生活,发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喊。整部作品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着的小河,看似波澜不惊,却处处暗涌着情绪。《呼兰河传》有着巨大的审美张力,其＂散文化＂和＂诗化＂的叙事特征,造成了小说语言的陌生化,也造成了故事当中的许多＂空白点＂,激发了读者阅读与探究的兴趣。另外,《呼兰河传》里还充斥着反讽的叙事特征,使小说以一种＂含泪带笑＂的方式来完成国民性的批判,以此实现作者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     

为情绪立传——论《呼兰河传》的情绪性审美特征

一部《呼兰河传》几乎可以看作萧红短暂一生的回眸中所生情绪的总汇。主要表现为＂叙事者的心绪总是在悲凉和温暖两极之间循环＂。当沉浸在关于祖父和后花园的美好记忆时,调子是温暖的;而一旦落入严寒混沌的小城世相,悲凉的情调便氤氲起来。这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贯穿性主调。《呼兰河传》真正的主角不是＂呼兰河＂,也不是萧红,而是作者的情绪。     

《呼兰河传》中多重反讽形式的整体性建构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女作家萧红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作者在小说中将"反讽"这一修辞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通过多重反讽形式的整体性建构,形成整体性反讽系统,以喜剧的形式演绎悲剧,达到以喜写悲而悲更悲的艺术效果,从而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故乡呼兰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态度,引起读者对国民性的理性思考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伪满乡村社会与民间文化广场——《生死场》、《呼兰河传》与伪满前后东北地域文化解读

抗日救亡时代主潮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等促成了以《生死场》为代表的萧红前期小说创作中的反帝爱国特色的形成。四十年代,女性作家的情感记忆压倒了占据时代主导地位的男性话语,伪满前后的东北地域文化以民间狂欢节的形式在《呼兰河传》等小说创作中鲜明地呈现出来,拓展了人们对特定时期东北乡村社会及地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论萧红散文的艺术风格

萧红是我国三十年代文坛上崭露光华的新星。她的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曾得到鲁迅、茅盾和胡风的高度评价,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为人们所注目的精神财富。对于她的散文,鲁迅也是很看重的,曾说她比谁都更有前途。的确,萧红称得上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尽管她不同意人家称她为散文家,而偏要写小说,但她的小说还是象散文。茅盾就曾说:“《呼兰河传》不象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象’之外,     

胡适宗教思想刍论

胡适在留学期间和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有过密切来往,但是胡适最终拒绝了基督教。胡适把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却是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有着历史局限性。胡适吸收佛教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建构自己的人生观的积极文化因素。胡适以非信仰者的立场进行禅宗史的研究,把佛教研究纳入现代学术的努力,标志着近现代佛学运动的转型和佛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胡适把儒家的三不朽论转化为社会不朽论,提出了自己的新宗教思想,说明他看到了宗教对于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和有益的探索。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公众的怒火》中的空间转向

罗伯特·库弗的代表作《公众的怒火》通过对美国真实的历史事件“罗森堡间谍案”的改写与虚构反映了当时冷战时期美国人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小说的叙事打破传统的线性结构,在情节和结构上呈现出空间效果。然而对这部小说的多数研究集中在叙述人、叙事模式及叙事时间上,忽略了对其空间形式的研究。美国评论家约瑟夫·弗兰克的空间形式理论认为现代小说打破时间流,呈现出空间性。文章基于这一理论分析小说中的并置、碎片化叙事、蒙太奇等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探究小说中的时间向空间的转向,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后现代作品中所表现的空间立体效果,为后现代历史小说的评价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论故事新编体《青蛇》的叙事手法

故事新编是指以小说的形式对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典籍、人物等进行的有意识的改编或重写。对传统故事的改写体现了对传统文学价值观的颠覆。故事新编体《青蛇》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入手，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已成定论的爱情绝唱，对传统的白蛇传故事进行了颠覆性的重写与诠释。从文本互涉和叙事学有关理论看，《青蛇》的叙事手法主要有视角转换法、时空交错法、文体互涉法和元小说技巧法。     

浅析汉语存现句产生的认知动因

现代汉语存现句是汉民族对物体存在性表达的语言形式,其一般结构类型为时间/处所方位词语＋动词＋名词.本文通过对存现句产生的原因的探讨,揭示汉民族独特的认知方式以及句法结构同人类认知顺序的象似性,是汉语存现结构生成的认知理论依据.     

从译者的适应性选择角度赏析《落花生》两个英译本

《落花生》是我国著名作家许地山的散文精品,也是我国散文经典。关于这篇散文的译本有很多,最著名的是张培基的和刘士聪的译文。文章通过对中文小说《落花生》及其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尝试性的以胡庚申先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依据进行翻译批评和赏析。适应选择论依其基本原则可以被定义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其所对应的翻译方法为“三维”转换,具体包括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的适应性转换。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而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理论,应该为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因为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李冰若和卢冀野之"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边城》的生命形式及其消解

《边城》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寄托着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小说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通过这种特殊的时空处理方式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这使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同时,在《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     

邱华栋都市小说中的空间形式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时空的艺术，时空构造制约着人物的塑造和主题的表达。本文将从亨利·勒菲弗的“呈现的空间”和“空间呈现”角度入手，以邱华栋都市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为个案进行研究，探究邱华栋都市小说中的现代都市空间形式和都市空间的呈现方式，从空间理论的角度揭示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小说所具有的特质。     

时代背景与译者主体的互动——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选材的主体性

赛珍珠选择翻译《水浒传》而非其他中国小说,虽有时代背景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她本人对《水浒传》题材和语言风格的钟爱,以及作品本身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从译者主体地位的历史演变和《水浒传》英译的时代背景出发,对赛珍珠在题材选择、内容取舍以及书名翻译等方面的主体性进行了考证,指出她这种以"他者"边缘文化挑战"自我"中心文化的主观努力,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极高的解构主义价值和跨文化对话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