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论战"的反思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追求

20世纪中国曾先后发生两次"人生观论战",两次论战都成为中国社会重大变革转型的前奏;反思两次论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引导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之争、文化选择之争;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在中国已真正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正处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种基本潮流并存的境地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充满特殊矛盾的视野下进行文化选择.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中西学者关于中国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研究

中西学者关于中国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研究徐素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哲学界所发生的那场哲学大论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精彩的一页。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主要对象的这场哲学论战，不仅有新旧哲学之间的冲突，更有新哲学内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现代化"观念溯源——《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

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认为:中国知识界于1930年代阐述的“现代化”概念,是由中西文化讨论中的“西化”概念引申而来,有助于克服“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概念的片面性。他们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其实,经过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的论战,确实出现了由“西化”向“现代化”观念转变的现象;但以《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作为这种转变论的重要依据,不仅存在逻辑问题,而且也混淆了历史的时空次序。《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基本上不以中西文化问题作为出发点,而是围绕着中国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展开。讨论是在唯物史观兴盛的语境下发生的,或具有党派政治背景,可以视作日后中共普及的中国现代化观念的一种思想源头。     

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产儿——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对于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本文不打算具体评判论战各方的是非曲直,而是把这场论战看作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产儿,找一找它的“上下文”,以探究其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新儒家·现代化——试论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对新儒家的批判

发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实证主义和新儒家三方有关“中国向何处去?” 的一次思想会战.所以,它的意义远非哲学思想能涵盖,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原因之一.这场论战,名义上是主张西化的“科学派”与主张东方化的“玄学派” 之争,实际上远不限于此.尽管双方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因果律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其真正的核心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战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大论战的性质,和参与论战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的主将及其历史功绩,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是清楚的。但是,“四人帮”却甘冒天下人之大不韪,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公然把参加论战的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诬蔑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把三次大论战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争论,妄图从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年末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哲学方面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判,已有一些同志,主要是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先后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评述。本文仅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和读者,也真诚地希望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提出批评。     

庄子的气论及其哲学意义

气是庄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本文对庄子的气论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其"气"具有的三种基本意义。     

文化哲学：现代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一个维度

现代化语境下，文化哲学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重要维度。文化哲学作为反思现代化的哲学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同质性，这使得建构得以可能。同时，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现当代哲学，在哲学的本体论提问方式、思维工具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有着重要的意义。     

哲学的中国方式：追寻、反思与心态分析——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的生成性研究

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问题的提出,始终与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之类的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还有自己的哲学方式.在创写中国哲学史及其哲学学科范式创新要求的背后,潜伏着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自卑心态.中国哲学的创新及其学科范式的确立是一个自然发生与客观选择的过程,具有生成性和历史性,不能被人为设定.人为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实际上是把哲学等同于科学,是一种形而上学.过早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反倒不利于哲学创新.应该在哲学发展中解决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的问题.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的创新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论、存在论问题,它必然受制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之体,其成熟与完备必须依赖于现代化在中国的成功和中国国家力量的真正崛起.     

“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历史考察

近几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与“中国哲学合法与否”的论争颇为热闹,论者机杼各出,时有高论妙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并不试图对这两个问题本身作出回答,而是打算从历史的纬度重点考察问题的由来,以及先贤为解决此问题所做的努力及其存在的困难。实际上,无论认定中国“有”哲学或者还是“没有”哲学,我们都无法不以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这就是我们当下言说中国有没有“哲学”逃脱不了的“宿命”。     

前瞻中国哲学的当代趋向

中国哲学的当代趋向,应当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和谐的语境下,以现代化为主要思考鹄的,通过西学传输中的相互融透,中国哲学将以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管理哲学的研究为主线并推进其向前递嬗,进而形成“综合创新”的中国哲学之主流。     

中国大陆近30年来的宗教哲学之争及其学术贡献

1978年以来的30年是中国宗教哲学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的30年。这不仅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大环境,而且还直接得益于中国宗教哲学界的学术小环境,得益于中国宗教哲学界内部自由、宽松的学术气氛和百家争鸣的态势。近30来,中国宗教哲学领域的论争虽然比较频繁,但对中国宗教哲学研究真正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则主要是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儒教是否宗教”之争以及“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我们应在对这三次宗教哲学之争作出具体考察的基础上,对其在中国当代宗教哲学发展史上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作比较深入的分析。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哲学和文化领域最为重要的一对关系和被持续探讨的理论问题。两者的关系,在时间上表现为一先一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近代化)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其历程之后,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在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中展开了。具体而言,可以将两者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百家争鸣,批判与指导,和谐共建。当代,无论是"综合创新",还是融会"中、西、马"三大哲学形式构建"中国现代哲学",都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关系处理是三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     

论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哲学意蕴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系统阐述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文学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她促进了中国哲学语言形式的变革、思维方式的更新,开启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先河。     

新文化运动前后柏格森思想传播与中国现代思想思潮的流变

新文化运动前后,柏格森被译介入中国现代哲学、思想领域,由此所掀起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直觉"思潮给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跨文化语境的西方学术资源,在我国思想界、哲学界及文艺理论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梳理柏格森思想传播与中国现代思潮流变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历程作出深入理解。     

中国哲学的历程--兼论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

在中国长达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中,中国哲学一直是在自己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语言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条件下成长发育的,因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话语系统、逻辑结构、价值取向、真理判断标准、哲学终极关怀等独特的品格和特质,并且一直以比较稳定的形态存在和发展。这一态势一直到近代方被打破,出现了中西方文化及哲学的激烈冲撞和辩争。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学术思想,在多元思潮的激荡、角逐中,经历了一场旷世难遇、痛苦环生的排拒、超越、接受、容纳、调适、重组等一系列重新选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最终选择了一条在充分吸收先进文明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既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轻贱本民族的哲学智慧,经过对中国哲学的调适,使其成为新时代的理论文化资源,从而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与哲学的认同。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胡适、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贺麟、汤用彤等人即已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在全球化浪潮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今天,中国哲学不仅应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文化承担者,而且更应为人类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