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文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     

教育史学科的教育创新功能及其发挥

教育创新功能是教育史学科的基本功能之一。21世纪中国教育发展对教育史学科教育创新功能提出了迫切要求。其教育创新功能发挥的主要途径是:培养研究型、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推动教育理论的革新;对现实中国教育创新和教育改革进行论证,并提供意见和建议。教育史学科有义务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为教育改革服务,在中国教育改革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教育史学科教育创新功能的发挥将有助于中国教育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奠定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体系 ,第二次研究高潮是恢复性的 ,促进了教育史学理论的发展。在第二次研究高潮中 ,研究者只有提高理论素质 ,突破历史、教育学科界限 ,从历史学走向社会学 ,教育史学科才能真正取得长久发展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推动下的产物;中国从日本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著作,如《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在学界和教育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它对更新近代学人的史学观念,推进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式的文明史编纂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是自编历史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民族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民族教育史研究起源于改革开放之后,至今,一大批有关族别教育史、区域民族教育史、历代民族教育政策史以及民族教育发展历程中人物与具体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民族教育史研究的繁荣。然而,在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问题,如民族教育学史料整理与资源库建设滞后、民族教育史学科体系缺乏系统的研究、民族教育史研究人员与成果分散、民族教育史研究视野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民族教育史研究方法单一。这些都深深地制约着民族教育史研究向纵深化发展。鉴于此,为了更好地开展民族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加大民族教育史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加快民族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设,拓展民族教育史研究视野,多从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吸取养分。     

教育活动史与新时期教育史学科体系的重构

传统教育史学科建设中以制度史、思想史为主体的"二分法",难以包容新时期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发展,局限性日益体现.教育史学科体系"三分法"新构架的提出,指明了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纳入历史研究视野的教育活动史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力图使教育活动史与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一起共同成为教育史学科体系构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史纳入教育史学科体系,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教育史学走向,加强史学与现实、生活与社会的联系,还会更加关注微观问题,带动教育专史发展,对丰富教育史研究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教育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教育史是一门具有双重性质的学科。从方法论的角度首先探讨教育史学科方法论的首要问题———教育史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的方法论特征;其次,用教育史方法论的特征反照教育史传统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突破教育史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些认识,认为教育史研究发展的方向在于:(1)树立教育史跨学科的综合多维研究意识;(2)重视当代教育问题的历史研究;(3)借鉴西方世界教育史研究新方法。     

论21世纪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方向与任务

在 2 1世纪 ,我国的教育史学科应开展大教育史的研究 ,即不但要认真研究已经过去了的教育事迹 ,也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研究教育改革的现实与理论。全面梳理教育史实、深入提炼教育遗产精华、发展教育科学理论、指导教育改革实践、培育高素质的教育科学人才应是 2 1世纪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五大任务。为圆满完成这些任务 ,除需要充分利用传统的各种研究方法与手段外 ,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注意调查研究、适当开展实验研究     

《中国近代新史学》出版

我校历史系曹靖国先生撰著的《中国近代新史学》一书,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填补了中国近代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空白。全书31万字,共7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发展。特别是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做了重点的分析研究, 多有创见。梁氏是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祖、奠基者,他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把史学提高到了救国的高度,提倡史学界的革命。作者认为,梁启超对中国     

新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纪念滕大春先生诞辰100周年

2009年是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滕大春先生的百年诞辰.作为新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滕先生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在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美国教育史研究、卢梭和杜威等外国教育家思想研究、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人留下了数量众多且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和学术成果.滕先生的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值得后人铭记.     

政治学学科研究的学术缺陷与学术本位论析

中国政治学学科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也可谓之＂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但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学在研究范式、学科主题、指导理念、学科效应、研究方法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就迫切需要在学术范式上达致应有的自觉,克服学科研究的学术缺陷,确立学科研究的学术本位。     

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学术话语体系乃是一个时代学术面貌及其走向的真实映照,也是事关学术生存发展命运的核心问题。基于教育史学科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学科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以及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提升中国教育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应该从中国教育史学科中固有的学术取向、知识系统、理论范畴、学术词语等方面入手,坚持立足时代场域关注教育现实、立足中国实践着眼学科未来、立足本土资源放开学术胸襟、联合两岸四地共建学术家园等基本路径,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术话语体系。     

试析教育史研究中的历史人物问题

历史人物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的历史人物,而对于各个教育发展时期普通人物关注的不够,缺乏“平民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不利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因此,应该从研究的方法、思想以及模式上对教育史学科进行深刻的反省,努力克服这种研究倾向。     

新世纪教育史学科发展与构建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经济转型时期教育史学科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困境的基础上 ,阐述了面向 2 1世纪教育史学科变革与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认为 2 1世纪教育改革的需求与现代科技的发展为教育史学科提供了变革与发展的基础 ,并据此提出了变革与发展的方略思考。     

英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纵观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英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在借鉴中开拓的初创与形成期;坚持教学与研究并行的成熟与辉煌期;在盛衰之间变奏的兴盛与停滞期;在危机中求生的调整与反省期.初创与形成期始于16世纪后期的大学校史编写,标志着学科的初创.教育史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标志是赫伯特·奎克于1868年出版的<教育改革家>.首次将教育史列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是在1890年,这就标志着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1967年教育史学会的成立,显示出教育史学科进入了繁荣时期.成熟与辉煌期,呈现出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专门学会与专业刊物诞生、教育史在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巩固等特点.兴盛与停滞期,一方面体现出成果纷呈的特点,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的危机.调整与反省期,是在反思的基础上探索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新出路.     

重建教育史学科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评周洪宇新著《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

<正>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史学研究面临学术发展危机,如何继承发展,是摆在教育史学界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张斌贤等认为,应"重新认识教育史研究的学术性学科定位,重新确立学科的多元化目的,探索多元的学科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探讨学科知识体系建立的基本学术问题,以重建教育史学科"~([1])。这样的观点成为教育史学转型发展的重要助推手。基于教育史学的学科危机,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新著《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站在重建学科体系的     

张伯苓学习理念论析

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南陈北张＂之称的＂南开＂学校创办者——张伯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中矢志教育救国的一个代表,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勇于革新的教育实践家。张伯苓先生毕生致力于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他揉和西方先进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实际,形成了独特的教育和学习思想,给我们的教育事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徐中舒先生的新史学之路

中国新史学从上世纪初开始出现,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学者在其中成长起来;而他们的成长又为新史学的进一步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生力量.徐中舒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受赐于新史学又贡献于新史学的学者.     

西学东渐与新史学“三变”——兼论新史学的国际流变及中国学人的民族主体性诉求

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首先是国际学术流变的产物,尤与日、美、苏等国关联密切。中国新史学发端于清末,此后在国际学术互动、本国学术发展和国内社会政治变革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先后经历了初始形态、学院派形态、社会化形态及政治化形态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点,其基本阵营和思想资源也各有差异。新史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乃至学术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上世纪中国新史学在多数时候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有着明显的现实关怀和政治指向,并始终服务于现实政治。在晚近中国,新史学蕴含着中国学人对学术独立和民族独立的强烈诉求及民族主体性意识。这是中国新史学嬗变进程中始终不变的主题,并与同期中国的发展轨迹和社会思潮高度吻合。在此过程中,中国学人为捍卫、阐扬民族主体性进行了卓富成效的努力。     

史学的超越与定位——“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2年 8月 2 1日至 2 3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由近 40位学者参加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 10 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 9个不同学科领域 ,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和心理学 ,这是人文社科领域内相当少见的一次多学科间的跨学科交流。此次会议旨在深入反思梁启超的《新史学》对其后 10 0年间中国史学的影响 ,直面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原有的理论和叙述模式所遭遇的来自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