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介系统简论

人的认识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主体反映客体的一种观念活动,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由多种活动和功能集合起来,并产生一定结果的动态系统。人类认识活动客观上存在着“认识主体——认识中介——认识客体”的三者统一结构。近年来,在认识论领域,对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研究较多,而对认识中介问题却较少论及。认识中介应该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对象。列宁曾明确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     

欧洲近代经验派与理性派哲学家关于认识主体问题的分歧与争论

哲学史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成“客体——主体——客体与主体的统一”这样三个大的阶段所构成的一个“大圆圈”,古代和中世纪着重在研究客体,到近代初期转化为着重研究主体,而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夕则达到着重研究客体与主体统一的阶段。当然每个阶段又包含着小的阶段,其中同样也包含着“客体——主体——客体与主体统一”的“小圆圈”。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则认识主体问题应该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近代初期这个阶段哲学最着重的问题。不管怎样,这一时期的哲学,既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派哲     

欧洲近代经验派与理性派哲学家关于认识主体问题的分歧与争论

哲学史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成“客体——主体——客体与主体的统一”这样三个大的阶段所构成的一个“大圆圈”,古代和中世纪着重在研究客体,到近代初期转化为着重研究主体,而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夕则达到着重研究客体与主体统一的阶段。当然每个阶段又包含着小的阶段,其中同样也包含着“客体——主体——客体与主体统一”的“小圆圈”。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则认识主体问题应该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近代初期这个阶段哲学最着重的问题。不管怎样,这一时期的哲学,既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派哲     

试技术客体的二元性

分析了技术客体的二元性,即结构属性与功能属性。陈述了技术客体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二元属性关系并不简单地适合于因果对应律,此二元属性统一的基础应该是基于因果关系之上的实用主义准则。在揭示出技术客体二元属性统一的准则之后,对技术客体的设计范式进行了思考,提出技术客体的设计应该是一种二元设计模式。     

形与质的双重规定——漫议文学创作的客体对象问题

本文主张从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审美关系来界定文学创作的客体对象。具体就表现为“形”与“质”的双重规定。着重从“形”——审美感性直观方式分析了创作客体对象具体的存在方式。从“形”与“质”的不可分割性分析了文学创作客体对的人学蕴涵问题,认为它表现为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面。     

天人关系与生态智慧——先秦道家与西方哲人之有关思想比较

自然是客体 ,人是自然的主人 ,这种天人二元对立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先秦道家则认为天人或人与自然彼此同大、齐同均等 ,人与自然是合一的 ,“一”即自然。在西方 ,“回归自然”是对天人二元对立思想的反动 ,现代生态哲学正是天人二分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新闻实践的认识与思考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实践是联接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和纽带 ,是主体联系客体的唯一的手段。因此 ,探讨新闻实践对新闻工作来说非常重要。新闻实践具有“认识上的双重性”、实践工具的“生命”性等观点。     

发生学与结构学视野下的犯罪构成

对应着主客体的对应关系,犯罪主体的构成要件地位应予肯定,且可通过“逻辑起点”、“必要要件”与“首要要件”来描述其犯罪构成地位。作为犯罪主体的实体内容,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并承受刑事责任的行为能力。作为一种“相对恶的意志自由能力”,刑事责任能力具有“相对恶的意志自由性”这一属性,且其本质是“刑法规范违反性能力”或“刑事违法性能力”,是由“犯罪能力”到“受刑能力”的“过程性能力”和“结构性能力”。刑事责任能力不仅是“犯罪构成主体要件的核心”即犯罪构成“逻辑起点”的“核心”,而且是刑罚论最基本的“主体性前提”。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犯罪客体必要性是主客体对应的哲学结论,是“社会关系法”的当然结论,是犯罪客体解释力的当然结论。犯罪客体的分类与分层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犯罪客体可进行同类客体层面的分类和直接客体层面的分类:前者是发生在“国家法益的犯罪”、“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个人法益的犯罪”内部;而后者可采用数量多寡、载体形式等标准进行。特别是复杂客体,应予以“手段性客体”与“目的性客体”或“原因性客体”与“结果性客体”的结构性把握。至于所谓“随机客体”等,是需予澄清的“伪客体”。由“总客体”到“同类客体”再到“直接客体”,是犯罪客体的内容分层;而由国家层面的犯罪客体到社会层面的犯罪客体再到个人层面的犯罪客体,是犯罪客体的社会结构分层。犯罪客体的分层对应着犯罪客体的结构性,映现着刑法分则体系的体系性及其完备性。      

吉登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批判的省思

面对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客体主义与主体主义的分歧,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核心问题——社会构成、社会变迁、社会类型予以结构化的理解,试图解决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对立问题。特别是其通过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力求建构起“片段变迁”理论解释社会变迁。这种理论建构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也存在着众多的误读。     

论主体的中枢性质和功能

学术界通常从主体和客体直线对应的角度确立主体的地位,本文把主体放在自然客体和社会客体之间,从“中枢”性的视角论证了什么是主体及其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在认识论和社会观等领域中主体的中枢功能的条件和表现,使以往“平面”主体变为“立体”主体,它具有整体性和个体性,精化了主体的本质和认识内容。     

白虎不是鄂西、湘西土家先民——虎巴的图腾

白虎的崇拜者不以白虎为自己的部落命名 ,又不禁止猎虎 ,也不禁止互通婚姻 ,所以 ,白虎不是虎巴的图腾。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廪君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虎巴崇拜白虎 ,就是崇拜他们的精神始祖廪君的亡灵。因此 ,白虎崇拜就是祖先崇拜 ,白虎神就是虎巴的祖先神。     

巴人“白虎”的文化意蕴

巴人崇拜白虎,白虎是其图腾、祖先、廪君,学者多有论述,然白虎更是巴人的武神,体现了巴人知兵善武、崇勇善战的民族精神。因其如此,巴人的白虎文化至为发达,成为巴人文化的核心构成之一,展示了巴人以白虎为载体的白虎文化精神。     

土家族白虎崇拜与汉族虎信仰之关系溯考

虎崇拜在土家族与汉族中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综合古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及流传于民间的习俗等多方面的材料,认为土家族及其先民的白虎崇拜是源自汉族虎信仰的产物,并以此追溯土家族白虎崇拜的渊源,探讨民族的交流与文化的变迁。     

土家族古傩索源

土家族古傩具有悠久的历史.商周傩仪是傩的早期形态,土家族虎图腾之傩公、傩娘与商周傩仪之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一脉相承,表现出土家傩祭演唱的作用.王母、梅常、巴虎同样以罗神娘娘、罗神公公出现于傩祭之中,其巴虎则为於菟,汉时,虎危害生灵,"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之事".巴虎、楚乌同引为傩祭演唱中的面具,以黄金四目之虎的形象和虎座飞鸟表现出土家族傩祭演唱的神密,致使虎图腾一辈辈衍展.     

伏羲 廪君 白虎——巴人族源臆说

本文根据有关历史典籍、神话传说以及口碑材料指出巴人为伏羲后裔,其先祖后照南迁至巴陵,号为巴人;因尧、舜、禹三代连续不断地攻伐三苗,被迫西移至鄂西长阳武落钟离山.巴氏子务相与四姓争神获胜,被立为廪君.其后,廪君率其族继续西移,射杀盐神、君乎夷城,建立巴国.巴人之族徽由鸟而蛇而虎,最终以白虎为图腾.同时,本文对白虎图腾的象喻意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白虎图腾以其祥瑞、骁勇、善变、凶残等图语对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致使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不同区域出现了崇白虎、赶白虎、杀白虎的矛盾现象.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战国时期巴人丧葬文化探析

巴人崇虎习俗自夏商时始,经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现代。从战国时期巴人的墓葬形制、随葬物、丧葬习俗及文化事象进行对比分析,可见白虎崇拜在土家族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了显要的神圣位置,成为土家族心理意识的一个历史性内核。     

论《宠儿》的身体叙事与主体建构

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运用感性、物性的身体为叙事手段和叙事对象,使蓄奴制时代美国非裔尤其是非裔女性的历史际遇和现实体验得以由不可言说变得可以“言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体的剥夺与压迫,同时展现了后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身体为武器和战场展开的抗拒与颠覆;《宠儿》文本也得以借助身体叙事建构黑人女性写作的主体,消解西方理性传统和男性中心文化。     

从民俗看韩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本文就是通过对至今仍盛行着的韩国民俗的分析,分别举出重视团结、男尊女卑、崇拜老虎、白衣民族等4项韩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这些成分的确在韩国文化中存在,我们将其视为韩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书法艺术结构与章法的辩证美刍议

书法艺术所呈现出来的美是多方面的,其形式美、神韵美以结构章法美为基础,表现在"主"与"次"、"疏"与"密"、"违"与"和"、"呼"与"应"、"黑"与"白"等诸方面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