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专属经济区、领海发生的海盗行为之管辖权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1条将海盗的行为地限定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但是根据此公约第58条第二款之规定,发生在专属经济区、毗连区内的暴力、扣押、掠夺行为仍然是国际法的海盗,各国都可以根据此公约第105条、第107条之规定行使登临、扣押和逮捕等司法管辖权。在领海内发生的暴力、扣押、掠夺行为,属于国内法的海盗,沿海国根据属地原则来行使管辖权。外国经沿海国同意、联合国授权,也可以进入他国领海打击海盗,但此授权不能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     

《华盛顿公约》第25条适用之新探——以ICSID管辖权的发展为切入点

《华盛顿公约》第25条作出了关于确定ICSID仲裁管辖权的主体、客体和主观要件的规定,但这些模糊的措辞只有在ICSID管辖权的实践运用中才能被明确和细化。通过考察ICSID管辖权的最新发展,可以真实地把握《华盛顿公约》第25条的具体适用以及在适用方法上的最新变化。     

我国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规定了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犯罪,包括向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与之相比较,我国有关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尚存差距,主要表现在:主体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贿赂的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行贿方式规定单一;对商业受贿犯罪贿赂的归属规定不明;入罪范围比《反腐公约》窄。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修正罪名;完善体系;扩大贿赂的范围;扩大行贿罪的行为方式;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储育明关键词：巴黎公约，驰名商标，国际保护，弹性义务，确认原则保护驰名商标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下称巴黎公约）中的商标保护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巴黎公约第６条第２款对驰名商标的国际保护问题作出了专门规定...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条要约内容的确定性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条就要约的构成要件作了规定,其中关于要约内容的确定性的规定,引起了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一项要约是否必须包含货物、数量和价格三个要素才算明确?特别是对价格要素而言,在缺乏价值条款的情况下能否有效订立合同,以及第14条与第55条的关系.对此,公约第14条应和第55条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只要当事人的订约意图很明确,价格条款的缺省不会对合同的有效成立构成障碍.     

巴黎公约第19条的立法精神及其对发展国际法的意义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19条关于专门协定的规定 ,是巴黎公约体系形成的法律基础。它的立法精神 ,即基本公约的稳定性、条约体系的开放性以及国际组织的协调性 ,不仅是巴黎公约体系的造法特征 ,而且是国际法发展的“先例”。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视域下冲之鸟礁的岛屿属性之否定简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了岛屿制度。日本于2008年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要求延伸大陆架的申请,其申请理由为冲之鸟是岛屿,应有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之规定,冲之鸟礁不具有满足“人类居住”和“经济生活”两个要素,其实为岩礁,因此,日本对冲之鸟礁不能主张领海和毗连区,更不能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比较法困境——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1条、14条为例

我国《合同法》全盘继受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买卖合同风险转移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1条至14条以四个条文补充《公约》相关规则,由此加深这一继受过程。本文对此持有疑义。第14条将种类之债特定化与价金风险转移相联系固有所据,但按照德国法给付风险与价金风险的区分,应将特定化与给付风险直接联系起来,我国将来民事立法应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第11条规定寄送买卖中出卖人须将货物托运给独立的承运人才适用《合同法》第145条而发生风险转移,从而排除出卖人因买受人请求而亲自运输的情形。该规则的条文取自于《公约》,但其理论依据却是德国法的取偿之债、赴偿之债和送交之债的区分,而按照德国法通说,出卖人亲自运输也发生风险转移。因此,第14条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在法律继受过程中有重新慎重考虑之必要。     

论中国应尽快批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业已生效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是全球首个专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公约。公约界定了保护对象——水下文化遗产——的范围,指出了保护的内容,确立了若干保护原则,创设了多种保护模式,并规定了若干控制措施以确保其规定得到有效执行。为保护中国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中国应尽快批准该公约,享受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中国针对美国232调查进行反制的合法性分析

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政府进行232调查不符合GATT第1条和第2条,且实质上为保障措施。DSU的严格规定导致中国的反制困难重重,其合法性的证明只能从WTO体系外的国际法入手,因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条“重大违约”有成为DSU例外条款的可能性。在DSU无法为我国提供反制依据的情况下,一般国际法在特殊法领域可能存在适用的空间；通过引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可以使得引用WTO体系外条款具备合理性。     

《北京公约》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

《北京公约》将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运输危险物质等针对民航的非法干扰行为确定为犯罪，补充了三项管辖权，吸收了其他联合国反恐公约中的有益规定，实现了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同时，在确立新的罪名、融合规范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规定、妥善处理公约关系方面推动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并批准了该公约，且即将对中国生效。该公约的获批，对进一步保障航空运输安全和维护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北极事务的影响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结对各沿海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部影响21世纪世界格局的“海洋宪章”除了在第234条明确了相关冰封区域的条款规定适用于北极以外,其他各项条款规定虽表面上没有直接对北极地区进行法律规制,但该公约的适用不仅影响着北极,也决定着北极地区秩序的建立与和平的维护。     

专属经济区军事测量活动法律问题研究

专属经济区制度出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五部分,也是公约的一项创造性规定。自公约颁布伊始,对于非沿海国是否有权到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测量活动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令人惋惜的是,公约对于军事测量活动并未明确规定,这就为不同国家对于条约的解释留下了空间。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测量活动之争实际上是海洋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航海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利益博弈的缩影,在公约第59条也给出了利益权衡的解决路径,即"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将和平与安全的目的贯穿于公约的各个部分,以此来指引公平原则的适用。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刍论

承运人责任问题是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规则的核心问题,其中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和归责原则是贯穿该问题的两条主线。为保护幼稚的民航业,1929年《华沙公约》确立了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民用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并规定了较低的赔偿责任限额。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华沙公约》的基础上全面提高了赔偿责任限额,引入了全新的严格责任制度、“双梯度责任制度”、建立了限额的定期审查机制,并首次规定了先行付款制度。将两个公约进行研究对比,可以对中国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的完善有所启示。     

国际货物买卖中的违约赔偿

<正> 为了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0年4月11日在维也纳外交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该公约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贸易法统一运动的结果。作为调整国际货物买卖的统一法律规则,该公约同此领域中历史上任何一部公约相比,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一部最全面最详尽的法律。公约参考了世界各国的有关法规,将损害赔偿作为一种重要的违约处理方法。根据《公约》第45条和第61条的规定,在当事人一方违约时,另一方可能享有的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不因他行使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失。《公约》虽未明文规定据以决定能否行使要求损害赔偿的实质条件,但根据《公约》的精神,要求损害赔偿时,     

解析《欧洲人权公约》的权利克减条款

权利的克减是权利限制的一种特殊情况,其最终目的是对人权的更好的维护。针对《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即权利克减条款,欧洲人权法院在其案例法中对权利克减的前提条件、克减范围及通知义务等皆通过权威解释加以规范。《欧洲人权公约》通过权利克减条款认可国家在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特定权利的克减权,有利于平衡个人权利的保护与紧急状态下国家利益的维护,最终使得个人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但是,该条款仍然存在几点不足：未规定需正式宣布紧急状态;不可克减权利的范围狭窄;通知的规定不详尽。     

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在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经历了从犯罪构成要件标准到无罪推定标准的转变。在2002年兰勃特案之前,英国采用的是犯罪构成要件标准,由控辩双方分担说服责任。英国《1998年人权法》将《欧洲人权公约》所确立的大部分权利适用于英国公民,其中包括《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这导致了在2002年的兰勃特案中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转向了无罪推定标准,即说服责任一般由控方承担。无罪推定标准对英国刑事成文法的规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货物品质异议期限与诉讼时效的法律辨析--兼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39、44条

货物品质异议期限和诉讼时效是两个既相似又有区别的法律概念,但在各法律制度中,立法者一般都注意到这二者之间的协调.<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虽对于异议期限作了系统而周密的规定,但未将诉讼时效问题列入其调整范围,于是在适用<公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异议期限和诉讼时效二者之间的法律冲突.解决这一冲突似乎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从立法角度解决,即修改国内法时效制度或参加<国际货物销售时效公约>,使其立法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统一法接轨;二是从司法角度解决,即相关国内法中的短时效制度如果与<公约>第39条第2款的立法本意相抵触,那么应根据"公约优先原则",排除适用该国内法.     

论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

《反腐败公约》第18条分别从行贿和受贿的角度规定"影响力交易"犯罪。受制于"重受贿、轻行贿"的不对称立法思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第388条之一仅完成第18条第2款的国内法转化任务。基于条约必须履行的国际法准则、贿赂犯罪的对向性与贿赂犯罪罪名完善等理由,应根据《反腐败公约》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并明确相应的罪名、条文、罪状和法定刑。     

南海仲裁裁决之法律谬误分析——历史性权利与岩礁认定

南海仲裁裁决错误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历史性权利的关系,在岩礁认定方面也存在诸多法律谬误。第一,历史性权利源于国际习惯法,不应根据《公约》的规定来解读和切割。南海仲裁裁决依据《公约》否定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南海仲裁裁决认为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否定了菲律宾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客观上涉及中菲海洋划界问题。依据《公约》第298条,仲裁法庭对海洋划界争端不具有管辖权。第三,仲裁法庭曲解《公约》第121条第3款,提高了完全权利岛屿的认定标准,将中国南沙各岛均认定为岩礁,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此外,在论证过程中,仲裁裁决逻辑上存在诸多矛盾。中方应运用缜密的法律分析手段为自身“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南海仲裁的立场寻求国际法上的落脚点,并积极推动对《公约》强制仲裁制度的体制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