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法性的证明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探索其存在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析,人的需要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合法性,社会的需要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合法性,科学性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合法性。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法性的证明,可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是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目标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融合性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深入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政治意义以及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是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目标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融合性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深入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政治意义以及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政治的价值评价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的价值就是政治事物对于一定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有用性或积极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公众对政治的价值评价。政治合法性通常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发展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是寓于发展之中的。中国政党主导的发展路径决定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本质是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命运的统一;制度内生的发展模式决定了民生、国家制度建设和在此基础上的体制自信是其主要资源;而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决定了其必然面对着"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阱的关键在于遏制权力失控,防止市场失灵,阻止社会失序。发展是维护和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出路,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只有抓好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性。     

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三维视野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关系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尊严性的重大问题,直接决定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执政党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为此必须确立顺应民意的科学的绩效观,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大多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塑造法理型权威,建设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治、责任政治和程序政治,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同时要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性,强调主导意识形态的优势,不断开拓现代意识形态资源并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完善和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以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及其正当性逻辑

现代行政决策过程本质上为一种政治过程,涉及多元利益的权衡,这是近代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从而导致决策权力由政治机关向行政机关转移的重要结果。行政决策在行政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也是现代行政专业化和复杂化的体现。这决定了现代行政决策过程必须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有机结合。民主决策指向行政决策的民意基础,科学决策指向行政决策的技术理性,而依法决策则包含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重含义,其中形式合法性是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保障,而实质合法性则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最终目标。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从这一特定历史时空出发,对新时期我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思考,从历史、经济、民主、法治、道德五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并提出了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标准,形成了其系统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有力地维护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政治发展理论视阈下的阿曼政治变局探究

中东变局后,阿曼政府谋求政治稳定,提升政府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开启了多维政治变革之路。在政治结构层面,完善行政体系建设,推进政治合理化。在政治制度层面,强调政治制度化,推进法制化建设,注重国家行政体系与法律体系的结合。在政治参与层面,逐步拓宽民众政治参与范围,发挥公民决策效能,由内部治理转向民主化的"工具理性"。在政策执行层面,发展服务型行政,提升政府政策贯彻能力。在政治文化层面,增加政治理性,将宗教部门纳入政府管辖范围,淡化社会中的宗教色彩。中东变局后,阿曼面临着四重政治危机:即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治继承危机、政治整合危机和政治参与危机。     

国家行政管理的理论基础:从专政到服务

不能否认国家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暴力工具的形式治理社会。不发展经济、不增加人民的物质利益,就会失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样,政府部门忽略了为社会和公民服务的功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将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如何受到社会的尊敬和增强道义上的威望,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需要认真思考的永恒课题。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不断地寻找国家行政效能提高的途径,使行政机关由限制型管理模式向服务型管理模式转变,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服务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合理调整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 ,方可得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国家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权力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实现能力和程度。我国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经历了稳定、危机显现、合理调整的发展历程。     

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决策合法性之检视——以城市垃圾焚烧选址为切入点

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决策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是证成行政决策合法性有效路径;协商民主程序为行政决策合法性提供程序性保障;预防原则为补强行政决策合法性提供法理支撑.     

政治文明发展视野下的行政法治

行政法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文明自身发展所具有的特点和要求决定了行政法治发展的根本目标;民主行政和法治行政是行政法治发展的基本内涵;现阶段的行政权利(力)体系的调整与完善是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动力机制;行政法治的发展原则暗合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     

制衡与互动:司法权威的制度支撑

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深刻地影响到司法权威的树立与成长。在专制政体下,司法依附于行政权力,体现的是行政权威。而在民主政体下,民主政治与司法权威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民主政体的权力制衡机制不仅给司法权威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司法权威的成长,司法通过给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资源和维护意识形态树立了自己应有的权威。     

论行政组织文化视阈下行政德性的优长性

行政德性是行政管理中的伦理规制,是高效行政和政治合法性的有力保障。行政组织文化与德性有内在的统一性,将行政德性融入行政组织文化考量,有助于行政德性优长性的充分发挥,有益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开展和政府公信力提升。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解释范式及其嬗变

关于政治合法性,每一门学科都代表着一种解释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范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合法性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和保持一定的、和谐的政治秩序,同时克服合法性危机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     

基于民本思想提高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民本思想一直是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层面看,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从政治社会化层面看,民本思想是主流政治文化;从政治运行过程层面看,民本思想在指导治民方略、保持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民本思想在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中均有积极作用,是提高政治合法性、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民本置于政治发展的首位是极其必要的。当前基于民本思想、提高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可以选择将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整合价值系统置于优先地位。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有关合法性概念及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如今已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性是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长期存在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国外 ,对合法性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议 ;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其君主合法性的取得与维持也有其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因素 ,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基础